給蔣介石的一封信|陳獨秀

給蔣介石的一封信

　　（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

　　介石先生：

　　現在我看見一種印刷物，題名《校長宴會全體黨代表訓話對中山艦案有關係的經過之事實》，內中所載，倘都和先生所口說的一樣，沒有什麼印刷上的錯誤，則我們在對於中國革命的責任上，不得不向先生及一般社會有幾句聲明的說話。並且在聲明的說話之前，還要總聲明一句：我們的聲明只關於中國共產黨方面，別方面的事一概不管。

　　在這個印刷物上，有兩個要義：前一段是先生聲述關於三月二十日事變之苦衷，後一段是先生改正國民黨內共產分子態度之意見。

　　在前一段中，先生再三說：「我要講也不能講。」「因為這種內容太離奇太複雜了，萬萬所想不到的事情，都在這革命史上表現出來。」「我因為全部經過的事情，決不能統統講出來，且不忍講的。」「還有很多說不出的痛苦，還是不能任意的說明，要請各位原諒。」「今天還有我不忍說的話，這只有我個人知道。」先生這些不忍說出的事，若和中國共產黨無關，我們自然沒有要求先生說出的權利；如果是關於中國共產黨的事，請儘管痛痛快快地說出，絲毫也不必掩藏。因為先生說出後，若證明是中國共產黨黨的錯誤，則社會自有公評，共產黨決不應該是一個文過護短的黨；若證明是黨員個人的錯誤，這個人便應該受兩黨的懲戒。在革命的責任上是應該如此的。

　　先生說：「當三月二十日事情未出以前，就有一派人想誣陷我，並且想拆散本校……但這不過是局部的一二個人的陰謀……我自汕頭回到廣州以後，就有一種倒蔣運動。」——想誣陷你想拆散軍校的一派人是誰，有陰謀的一二人是誰，運動倒蔣者又是誰，先生都未明言，我們當然不能冒猜；不過三月二十日事變後，第一軍中實際撤退了許多共產分子及有共產分子嫌疑的黨代表及軍官，因此上海各報都一致說三月二十日事變是中國共產黨陰謀倒蔣改建工農政府之反響；現在先生對全體代表訓話中，雖未明說中國共產黨有倒蔣陰謀，而全篇從頭到尾，卻充滿了指責共產黨同志的字句，使聽者讀者都很容易推論到中國共產黨實此次事變之陰謀者；這是很自然的事。建設工農政府自然不是一件很壞的事，可是現在就主張實行起來，便是大錯；倒蔣必以蔣確有不可挽回的不斷的反革命行動為前提，而事實上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如此而欲倒蔣，且正當英、日、吳、張反動勢力大聯合，攻破北方國民軍之時，複在廣州陰謀倒蔣，這是何等助長反動勢力，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國共產黨是這樣一個反革命的黨，你就應該起來打倒它，為世界革命去掉一個反革命的團體；如果是共產黨同志中那一個人有這樣反革命的陰謀，你就應該槍斃他，絲毫用不著客氣。不過我知道我們的黨並且相信我們黨中個人，都沒有這樣反革命的陰謀（當李之龍因中山艦案被捕消息傳到此間時，我們因為李最近曾受留黨察看的處分，以為他已加入反動派了，後來見報載中山艦案乃是李之龍受命於共產黨的倒蔣陰謀，我們更覺得離奇，最後接恩來來信，才知道李之龍是上了反動派的圈套）。憑空受這反革命的栽誣，這是我們不能夠再守沉默的了！

　　先生所舉各種陰謀之第一個事實是：「有人對各軍官長說是共產分子在第一軍內雖然不多，但是這些分子，一個可以當十個用的，並且有團結的，可以隨時制服其他一切的，還有人在演講之中，說是『土耳其革命完成之後，才殺共產黨，難道中國革命沒有成功，就要殺共產黨麼？』這些話統統引起一般軍官恐怖與自衛的心思，所以對於黨代表全部的不安和懷疑了，所以他們軍官有要求共產分子全部退出的事實，並且由他自衛心而起監視的舉動。」這個事實，不能證明共產黨有倒蔣陰謀，而是證明孫文主義學會的軍官有排除共產分子之意志。何以見得呢？對各軍官說共產分子如何如何，當然不像共產黨自己的口氣，說土耳其殺共產黨這段話，我未曾聽見共產黨人說過，只傳聞孫文主義學會中有人向汪精衛先生攻擊共產分子時，精衛先生說過這樣話，其實否尚不可知，即令精衛先生有這段話，只足以證明孫會中人是何等反對共產分子，而絕對不能證明共產分子擬如何倒蔣；並且精衛先生是說要殺共產黨，不是說要殺孫會中人，照情理只有共產分子聽了精衛先生這話而恐怖不安，為什麼反是孫會的軍官聽了這些話引起恐怖與自衛的心思，並要監視其共產分子全部退出呢？並且先生還說：「如果當時我校長不在的時候，當天的情形一定是更加劇烈，也未可知的。」這話誠然，如果先生當時不在廣州，孫會中人會當真大殺共產黨；而且我們還聽說若不是先生切力阻止，歐陽格、吳鐵城輩還要徹底幹下去，這些事實正足證明精衛先生即令有那樣的話，卻非神經過敏，更不是有意「激動風潮」。先生要知道當時右派正在上海召集全國大會，和廣東孫會互相策應，聲勢赫赫，三月二十日前，他們已得意揚言廣州即有大變發生，先生試想他們要做什麼？

　　先生所舉各種陰謀之第二個事實是：「現在廣東統統有六軍，廣西兩軍，廣東是一二三四五六各軍，照次序排下去，廣西自然是第七八軍了，但是第七軍的名稱，偏偏擱起來，留在後面不發表，暗示我的部下，先要他叛離了我，推倒了我，然後拿第二師第二十師編成第七軍，即以第七軍軍長來報酬我部下反叛的代價。」無論何人有這樣的主張我們都以為要不得。不過只有國民政府尤其是政府的軍事委員會，才有權決定這種軍隊的編制與名稱，政府委員及軍委中都沒有中國共產黨分子，無論此事內幕如何，當然和我們無關。有一件事或者和此事有點關係，我現在索性老實告訴先生，當第二師長王懋功免職時，我們以為右派又有什麼反動發生，所以政府有此處置，但報載內情甚複雜，我們便函詢廣州同志，他們的回信說：「王懋功被逐後，右派頗不滿，孫會則乘機大造其謠言，說王懋功是C．P．，此次蔣之處置王氏，就是對C．P．示威，其實不然，王氏並未加入C．P．，而且一向是著名的反共派。聞王氏之被逐是因為不奉命令或吞款，或二者都有。」

　　先生所舉各種陰謀之第三個事實是：「至於在學校裡面，政治主任教官高語罕……彰明較著說我們團體裡有一個段祺瑞，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先要打倒這裡的段祺瑞。」我們早已聞有此說，曾函詢廣東的同志，他們回信說：「語罕同志初回國，要好心太急切，期望國民黨尤其期望黃埔軍校也太急切，因此語罕態度都不免急切一點，至於『打倒我們的段祺瑞』之說，絕對沒有，乃翻譯之誤，語罕已在報上聲明過，當不至因此發生誤會。」語罕來此，我亦當面詰責過，他亦力辯無此事，我曾告訴他，如果無此事，你應詳細向介石先生說明，以免誤會。語罕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他一向很老成，當不至有這樣荒謬的見解，望先生再詳細調查一下。如果語罕真這樣說，不但對不起先生個人，並且是中國革命軍事工作中理論的錯誤（詳見《嚮導》第一百四十九期我做的《什麼是帝國主義？什麼是軍閥？》），是我們應該糾正的。

　　先生所舉各種陰謀之第四個事實是：「萬不料我提出北伐問題，竟至根本推翻。」關於這一問題，我和某幾個同志有不同的意見，他們當然也不是根本反對北伐，他們是主張廣東目前要積聚北伐的實力，不可輕於冒險嘗試；我以為要乘吳佩孚勢力尚未穩固時，加以打擊，否則他將南伐，廣東便沒有積聚實力之可能，為此我曾有四電一函給先生及精衛先生，最近還有一函給先生詳陳此計；兩方對於北伐主張，只有緩進急進之分，對廣東及先生都無惡意，也似乎說不到根本推翻。

　　總之：共產分子在國民黨一切工作中都太過負責任（中山先生在世時，曾說：「謝英伯這班人太不負責任，譚平又太負責任了。」這真是知言！），使忌之者得乘機挑撥離間，竟至使先生不相信我們，不相信「僅僅外面造出來的空氣就能做成功這樣的圈套」，這是我們十分抱歉的事。至於說我們有反革命的陰謀，即倒蔣陰謀，則我們不能承認。中國革命的力量還是很弱，我們敵人的力量卻非常之大，我們的革命工作，好像撐破船于大海巨浪之中，急求友助還來不及，豈有自毀桅舵之理！我們對馮玉祥尚且要愛護，何況蔣介石！即右派中之比較進步分子，只要他們不贊成以區區一萬一千萬元出賣革命的根據地——廣東於英國，我們都不拒絕和他們合作，何況蔣介石！

　　先生在後一段中說：「大家曉得國民黨是以三民主義來做基礎的。」又說：「國民黨的領袖，只有總理一個人，不能夠認有二個領袖。」這兩句話沒有人能夠反對，凡是有一點常識的人都不能反對。在原則上，我們不能反對黨中有個領袖，且必須有個領袖；可是在中國國民黨自孫總理去世後，不但無名義上的總理，也並未產出能夠使全黨公認之事實上的領袖，因此國民黨的唯一領袖仍舊是孫總理，即使將來能有名義上的總理工作上的領袖，而理論上的領袖精神上的領袖，仍舊是中山先生，這是毫無疑義的事，我不懂得先生為什麼要提出這個問題？我不相信國民黨中任何人（共產分子當然在內）承認國民黨有孫總理同樣的兩個領袖，非是不應該如此，而實是無人配如此。若說國民黨中共產分子有污蔑總理人格抹殺總理歷史的事，這問題很容易解決，便是不再委屈他做國民黨黨員，國民黨中的共產分子，並不是不受制裁的黃帶子。國民黨往往因共產分子個人的錯誤，便發生兩黨合作的革命政策根本問題，這真是一個極大危險的習慣。中山先生在世時不許黨員討論這政策的根本問題，就是反對這習慣；今後糾正這個習慣，是要將分子制裁和党的合作政策這兩個問題，嚴格的分開。譬如國民黨中有些人發行許多印刷物，污蔑抹殺得共產黨簡直不成話說，然而共產黨從未因此發生和國民黨合作的政策問題。

　　中國國民黨和別國的國民黨不同，因為它有具體的三民主義之歷史與特性，任何黨員（共產分子當然在內）都要信仰三民主義，都要為三民主義工作，這也是毫無疑義的事。不過先生說：「凡是一個團體裡面，有兩個主義，這個團體一定不會成功的。」這完全是季陶先生的理論，我實在不敢苟同。我反對季陶的意見，已詳見給季陶的一封信中，或者先生無暇一閱此信，現在我再略述我和季陶不同的意見。我並不反對季陶主張一個黨要有「共信」，三民主義就是國民黨的「共信」；然國民黨究竟是各階級合作的黨，而不是單純一階級的黨，所以「共信」之外，也應該容認有各階級的「別信」，也就是各階級共同需要所構成的共同主義之外，還有各階級各別需要所構成的各別主義之存在。譬如工人加入國民黨，於信仰三民主義外，不必禁止他兼信共產主義；工商業家加入國民黨，於信仰三民主義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資本主義；又如吳稚暉、李石曾加入國民黨，於信仰三民主義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無政府主義。凡屬國民黨黨員，只要他信仰三民主義為三民主義工作，便夠了；若一定禁止他不兼信別種主義，若一定於共信之外不許有別信，若一定在一個團體裡面不許有兩個主義，似乎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

　　至於先生說：「拿國民黨三民主義來做招牌，暗地裡來做共產主義的工作。」這是右派歷來攻擊國民黨中共產分子的話，我們聽得十分耳熟了；在第二次大會時，先生曾說共產分子都為三民主義工作，為什麼現在又這樣說，我不明白這句話是指哪種事實？我不知道現在的中國，有多少純是共產主義的工作？我更不知道共產分子曾拿國民黨三民主義招牌做過些什麼共產主義的工作？難道是指共產分子在國民黨中所做的工會、農會的運動嗎？國民黨三民主義的政綱，也說要幫助工人、農民發展組織，共產分子是在國民黨工人部、農民部之下，公開地做這些工作，並非暗地裡做共產主義的工作。難道是指共產分子于三民主義工作外，複到共產黨黨部的集會及兼做發展共產黨的工作嗎？國民黨既許共產分子跨党，並未曾主張一加入國民黨應脫離共產黨，如何能一見他兼為共產黨服務，便指責他是暗地裡做共產主義的工作呢？除這兩樣之外，還有什麼？並且先生自己也說：「共產分子儘管信仰共產主義。」又說：「我認為實行三民主義就是實行共產主義。」又說：「所以我說反共產主義就是反三民主義的口號。」如此說來，兩主義並不衝突，他們兼做點共產主義的工作，也算做了三民主義的工作，說不上什麼招牌的話，實際上，在廣東的共產分子，大半是拿共產主義招牌，做了些三民主義的工作！

　　不盡欲言，諸希賜教！

　　六月四日

　　署名：獨秀
　　《嚮導》週報第一五七期
　　 1926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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