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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認清敵與友


  (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

  在中國國家的利益上觀察中俄協定,無論何人都不能否認是于中國有利的。英、美、法、日等國,不但不肯允許我們收回租界,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在租界增加幾個華董都很不容易實現,要和納稅外人有平等參政權,那就更難了;可是依中俄協定蘇俄把所有的租界租借地都放棄了。英、美、法、日等國,不但不肯放棄領事裁判權,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至今不能收回比領判權更不合法的會審公堂;可是依中俄協定,蘇俄已經把領事裁判權放棄了。英、美、法、日等國,把持中國的海關,以協定稅制制我工商業之死命,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經過五卅慘案和全國商會關稅自主之要求,其結果關稅會議,仍舊是在協定制下增加二五,自主不過是一句空話;可是依中俄協定,蘇俄已放棄協定關稅制而改用相互平等的原則了。英、美、法、日等國,根據一切不平等條約欺壓中國,尤其是根據辛醜條約,駐兵京、津、沽等處,東交民巷簡直是國中之國;可是依中俄協定,蘇俄已放棄以前一切不平等條約,並已實行退出辛醜條約國,不在中國境內駐兵,連保衛北京大使館的兵都沒有。

  蘇俄並不像德、奧是歐戰中之戰敗國,他對中國放棄了各帝國主義不肯放棄的租界領判權、協定關稅、京津沽等處駐兵這些侵犯中國國權壓服中國之工具,除了他以平等的友誼對待中國外,試問還有什麼別的理由?

  各帝國主義者看見蘇俄悍然退出辛醜條約國,對中國放棄了這些權利,使他們相形見絀,還恐怕因此引起中國人對他們發生怨憤;如此,他們恨蘇俄,攻擊蘇俄,本是情理之常。若中國人也因此恨蘇俄,攻擊蘇俄,那便出乎情理之外了!難道我們中國人真是日本人嘉納治五郎所譏誚的「只服強權不服公理的民族」嗎?

  杜洛斯基曾在五卅被害之工人與學生追悼大會上說:「中國的房子屬￿中國人,要進去須先敲門,主人有權利放朋友進去而驅逐他所認為敵人的出來。」

  日本帝國主義者幫助張作霖打敗了郭松齡,又幫他奪取了大沽口與天津,英國帝國主義者幫助吳佩孚打敗了河南;於是吳佩孚、張作霖遂帶了英日的勢力到了北京,於是張作霖、吳佩孚遂出來要求蘇俄撤回辦理中俄協定之加大使。這便是張作霖、吳佩孚放進他們的朋友英、日帝國主義者,驅逐他們的敵人蘇俄。他們認英、日為朋友,所以要親英派的顏惠慶、顧維鈞出來組織政府擔任外交;他們認蘇俄為敵人,所以連辦理中俄協定的王正廷都算是赤化黨,而加以排斥。這原來是中國軍閥的意見,他們這種意見,當然不能夠代表中國的主人——大多數民眾——之意見。大多數民眾之意見,也是認保有租界領判權、協定關稅、京津沽滬漢駐兵及一切不平等條約的英、日帝國主義者為朋友而要放他們進來,也是認放棄這些權利的蘇俄為敵人而要驅逐他出去嗎?當然不是這樣,不但張作霖、吳佩孚不能代表中國大多數民眾之意見,即一般反赤的政客、流氓也不能代表中國大多數民眾之意見。中國大多數民眾之意見,固然有一部分人對於赤化不無懷疑,而對於帝國主義者保有租界、租借地(如旅順、大連、威海衛等)、領判權、協定關稅、京津沽滬漢駐兵及一切不平等條約,卻是一致憤恨;對於蘇俄放棄這些權利的中俄協定,斷不至因為赤化之故而加以拒絕。此時中國民眾尤其是上海民眾所奔走運動的,是租界華董、收回會審公堂、反對越界築路捕人、關稅自主、設立關稅公庫、修改洋涇浜章程這些問題;這些問題運動之對象,都是反赤的英、美、法、日等國,而不是赤俄,因為中國民眾所要收回的這些權利,赤俄都已經根本放棄了。中國民眾正在向反赤的帝國主義者要求收回這些權利;同時,張作霖、吳佩孚便主張驅逐辦理中俄協定放棄這些權利的赤俄大使;不但中國的軍閥的意見和民眾不同,並且是針鋒相對。

  不過中國民眾現時的態度還是不夠,因為民眾對於張作霖、吳佩孚的反俄政策若不加以糾正,足以破壞中俄協定,足以使各國的民眾懷疑中國人對於外國放棄在華權利是歡迎還是反對,足以使別國不敢效法蘇俄退出辛醜條約的關係,以為一退出辛醜條約,不能駐兵北京保衛使館,便要受中國人的侮辱。

  中國的主人即大多數民眾,應該更進一步明白表示其意見和軍閥不同,應該簡單明瞭的告訴一切外國人:凡是來敲我們門的,無論強弱赤白,只要聲明放棄租界、租借地、領判權、協定關稅、京津沽滬漢等處駐兵及一切不平等條約,概認為朋友請進來,否則一概認為敵人請出去。如此才能夠一洗「只服強權不服公理的民族」之恥辱!我們不從頭腦中把這個恥辱洗淨,別的一切國恥是不會洗去的啊!

  署名:獨秀

  《嚮導》週報第一五二期

   19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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