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右派大會|陳獨秀

國民黨右派大會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一個黨內發生左右傾的爭論或派別，這本是各國政黨中恒有之事，用不著大驚小怪。中國國民黨本早已有了左右傾的事實，而許多老黨員抵死不肯承認，以為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不過是中國共產黨故意造出這個名詞以圖離間國民黨的，至少也是由於共產黨之神經過敏；及至現在右派公然有了和左派不同的理論不同的組織，仍然要說：「他們（指共產黨）一方面儘量的宣傳左右派別，使國民黨分子自相歧視（此之所謂左右是以和共產派的主張同異而區別）。」只許自己做，不許別人說，真是一件怪事！

　　至於左右派之分別究竟是什麼，右派之內容究竟是怎樣，我們都曾經討論過，或者他們以為這都是我們的推論或誤會，不足為據；現在右派的上海大會，已將他們的理論具體的負責任的在大會宣言上公表出來，我們把他們的宣言和國民黨第一次大會所通過的孫總理提出之宣言，對照一讀，便能夠明白：所謂左右派，真是我們「以和共產派的主張同異而區別」，還是他們（右派）的主張，和孫總理生前親身領導的國民黨所決定的主張實有不同。明白了這些，便知道國民黨中實有左右派的事實存在，並不是由於共產黨故意造謠或神經過敏；而且可以知道年來國民黨內的糾紛，不盡是因為右派排斥共產派，而實有左右派因主張不同而衝突的事實存在。

　　孫總理所決定的聯合蘇俄及容納共產分子這兩大革命政策，從國民黨第一次全國大會到第二次全國大會，都未曾變更或加以修正。右派的西山會議，即以變更聯俄聯共這兩大政策為目的；由西山會議而產生的此次上海大會，也是同樣的目的。此次大會宣言上關於聯俄之主張，表面上雖然說：「吾人於此，絕不貿然將蘇俄列於其他帝國主義之林，一反聯俄政策。」同時，實際上歷數蘇俄對中國侵佔領土，把持中東路，侵略外蒙，指勒庚子賠款等罪，和張作霖及其他反革命派對於蘇俄之宣傳論調，完全一致，事實如果是這樣，其結論安得不「一反聯俄政策」？且在事實上，他們的重要分子如孫鏡亞、何世楨，竟在反赤大聯合之化身所謂國民外交協會擔任文書主任、宣傳主任之職，如此而還非一反聯俄政策，什麼才是一反聯俄政策？他們根本不瞭解蘇俄，遂因而不陳解以蘇俄共產黨為一重要成分的第三國際。第三國際是各國共產主義的黨派結合，即戴季陶所謂橫斷國際；國際聯盟是各資本主義的國家結合，即戴季陶所謂縱斷國際；他兩個的性質真所謂風馬牛不相及，和第三國際對抗的是第二國際不是國際聯盟。然而右派的宣言上，竟說：「國際聯盟與第三國際，此世人所視為兩不相下之對抗壁壘。在吾人視之，則確有程度之相差，吾人若代表弱小民族視此兩個國際，則便無所短長，蓋皆基於戰勝民族之組織也。」他們稱第三國際與國際聯盟為兩不相下之對抗壁壘，大概是不曾看清季陶的文章。他們視此兩個國際無所短長，都是戰勝民族之組織，這是因為他們根本不曾知道第三國際是一個全世界被壓迫階級的組織，而不是一個民族的組織，更不是一個什麼戰勝民族之組織，戰勝民族中之英、法、美、日、意、比等國的共產黨固然在第三國際，戰敗民族中之奧、匈、土等國的共產黨也在第三國際，被壓迫民族中之印度、埃及、爪哇、朝鮮、中國的共產黨也在第三國際；他們更不曾知道第三國際是遵守列寧「扶助被壓迫階級」、「扶助被壓迫民族」這兩大革命遺教而奮鬥的，在另一方面，國際聯盟完全是幾個帝國主義國家所把持的壓迫弱小民族之總機關。在事實上，第三國際所號召的「不侵犯中國（Hands off china）」，在歐洲各國尤其是在蘇俄已成了很廣大的群眾運動，在另一方面，中國歷年來在外交上對於國際聯盟的呼籲，得著過什麼應聲？他們（國民黨右派）不知道這些有所短長的事實，因此不能瞭解孫總理聯俄聯共的政策之真實意義，因以在實際上取了反俄反共的態度，他們口頭上說絕不一反聯俄政策，不過借此掩飾他們顯然違反孫總理的政策之痕跡罷了。他們對於共產黨之態度也是這樣。此次宣言上，一面說：「吾人當認為友軍兩不相迕」，「或有分則相求之可能」；一面：中國共產黨「中飽五卅慘案捐款至四十七萬之多」，「甚至起反動於本黨之政治策源地」（按此句殆指三月二十日廣州事變）。他們所指責的這兩件事如果是事實，則中國共產黨的罪惡，更加於研究系、政學會、安福部之上，人人得而誅之，國民黨為什麼還當認為友軍，還有什麼和它相求？民國元二年間，國民、進步兩黨，在報上相互造謠攻擊，已經不是正當的態度，況且在一個黨正式負責的宣言上，任意造謠誣衊它所自認的友軍，這是何等太不自重！至於廣州事變，其中心問題之中山艦調動陰謀，現已水落石出，究竟是誰起反動於國民黨之政治策源地——廣州？他們的宣言上，又說共產黨「廣設濟難會為獵資及宣傳其主義之工具」。按「濟難會」本是不分黨派的社會團體，其經費出入照例是公開的，任何黨派都不應據為宣傳其主義之機關；照右派宣言上那樣說法，是不是公開的向帝國主義者及軍閥告密，破壞這一個救濟政治犧牲者的社會團體？

　　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宣言所解釋之三民主義的內容，可以說是國民黨的根本政綱；並且這宣言是孫總理向大會提出的，當然不能說是汪精衛所偽造，更不能說是共產黨的主張，所以當時右派的首領馮自由，不但反對共產派，並且反對孫總理。可是此次右派大會宣言的內容，顯然和第一次大會宣言相抵觸，其要點如下：

　　（一）在民族主義方面，第一次大會宣言說：「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一方面，國民黨之民族主義，其目的在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吾人欲證實民族主義，實為健全之反帝國主義，則當……第二方面……辛亥以後……中國之政府乃為專制餘孽之軍閥所盤據，中國舊日之帝國主義，死灰不免複燃，於是國內諸民族，因以有杌隉不安之象，遂使少數民族，視國民黨之主張亦非誠意。……國民黨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而此次右派的大會宣言則說：「而民族間之生存競爭，至今猶為不可避免之事實，由生存競爭而形成的兩個壁壘：其一為戰勝民族，其一為被征服民族；……是以本黨之民族主義，主張融合此人類四分之一人口以與戰勝民族抗。」他們（右派）把人類分為戰勝民族與戰敗民族兩個壁壘，而不把他分為帝國主義者與被壓迫者兩個壁壘，又指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是主張與戰勝民族抗，而不說是與帝國主義抗，這和第一次大會宣言所解釋的民族主義之第一方面顯然不同。土耳其對於協約國是戰敗者，對於希臘是戰勝者，它究竟是戰敗民族呢，還是戰勝民族？右派的民族主義若不是反對帝國主義而是反對戰勝民族，若丟開主義而以戰勝戰敗定反對或同情之標準，則反對英、法、日、美，同時也要反對蘇俄，或者也要反對土耳其，甚至中華民國若對帝國主義者戰勝了，也應在反對之列；更進而應用到國內問題，固應反對戰勝的奉、直軍閥而同情于戰敗的國民軍，同時也應反對戰勝的國民政府而同情于戰敗的陳、林、劉、楊了。我們希望中華民國永遠不變為帝國主義者則可，若希望中華民國永遠不變為戰勝民族則似乎不可。丟開主義，不問是非，專與戰勝民族抗，我們真不懂得國民黨右派這種特別的民族主義是什麼一種邏輯？我們固甚希望蒙古將來能為中華民國聯邦之一，然亦必須軍閥政府推翻全國的國民政府成立，始有資格始有餘暇和蒙古民族商談此一問題；而此次右派宣言上，竟將「叛國」、「僭竊」等徽號加諸蒙古政府，視蒙古民族的獨立宣言與憲法如無物，這是明明違反了國民黨第一次大會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自決權之宣言。

　　（二）在民權主義方面，第一次大會宣言說：「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民國之民權……必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群言之，則凡真心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國民，以效忠于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而此次右派宣言極力號召全民政治，雖然與第一次大會宣言所解釋的民權主義相違。

　　（三）在民生主義方面，第一次大會宣言說：「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要的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而此次右派大會宣言，竟輕輕的將這兩個口號去掉了，「平均地權」是中國國民黨最初期同盟會時代的黨綱，宋教仁改同盟會為國民黨時，新黨綱上，輕輕的把「注重民生」代替了「民生主義與平均地權」；不幸的平均地權這一口號，現在又第二次被右派拋棄了！第一次大會宣言說：「國民黨現正從事於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質言之，即為農夫、工人而奮鬥，亦即農夫、工人為自己而奮鬥也。而此次右派大會宣言忽說：「今不患農人之無知，而患地主之不悟，地主若覺悟……則農人之困苦當立即減輕以至於無所困苦，俾農人於團結組織之中，不致發生階級鬥爭之慘禍。」又說：「直接使工人得較善生活者雇主，而間接使工人得較善生活者社會，蓋此種擔負，實社會消費者所共任，此社會上大多數之經濟利益所以常相調和也。」兩相對照起來，前者是主張為農夫、工人之解放反對特殊階級而奮鬥，實質上是不反對階級鬥爭；後者則是希望地主覺悟以免除農人之困苦，希望雇主施恩使工人得較美生活，實質上是主張階級調和，是反對階級鬥爭，且明言「階級鬥爭之說，至易破壞國民革命，吾人為統一國民革命陣線之故，勢必截斷其主張」（季陶先生聞此言否？）。

　　國民黨右派，不但有了和左派分離的組織，現在又有了和左派不同的政治主張（這個不同，是右派大會宣言的主張和孫總理所領導的左派主張不同，而不是和共產黨主張不同）。有了這些不能否認的事實，所謂國民黨左右派，大概不是共產黨造謠離間或神經過敏了罷！如果右派能夠仍舊接受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宣言，而取消他們的此次大會宣言；如果能夠取消他們自己的各級黨部，而回到廣州中央黨部統轄之下；我們就甘心承認造謠離間或神經過敏之罪。

　　可是事實上我們已不能奢望右派向左回到廣州中央，只得竭誠奉勸他們不要再向右跑到反革命派那邊！因為右派中有些較右的分子，已經和反革命派章太炎、黃大偉、鄧家彥、徐紹楨、童理璋等所組織的什麼國民外交協會合作；這個國民外交協會，和陳炯明派章太炎、黃大偉、馬育航等所主持英政府及張作霖所資助之反赤大聯合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團體。蒙他們不棄認我們為友軍，現在敢以友軍資格，希望他們和我們在相同的口號「反抗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工作上合作；並敢以友軍資格，奉勸他們勿跑到反革命派那邊，寧可使我們受神經過敏之咎，不可使我們不幸而言中！

　　署名：獨秀

　　《嚮導》週報第一五〇期

　　 1926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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