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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新右派之反動傾向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個黨內分左、右派,往往是不可免的事。但是左、右乃比較之詞,並不是絕對的,所以一個黨裡如果有了更左的一派,則以前的左派會比較的成了右派;或者右派脫離出了,以前的左派中右傾分子,也會形成新的右派。

  中國國民黨早已有過左右派分化及分裂的歷史,我們已常常說過。自去年正月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後,黨內階級的分化,隨著中國社會運動之階級分化,日漸明顯;中山先生死後,黨內代表官僚買辦階級的右派,正式另立組織:北京的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及上海的辛亥同志俱樂部。前者投降段政府,謀在北方發展勢力;後者結合唐繼堯、趙恒惕、陳炯明等,謀在西南發展勢力;這兩個俱樂部對於段政府之態度雖不一致,而反對共產派反對國民黨左派,並且勾結帝國主義的英國破壞廣州國民政府,則是一致的。這班代表官僚買辦階級的右派,已公然反動,他們雖然還以國民黨自居,並且以純正的國民黨自居,可是我們只能當他們是社會上的一種反動派,不能當他們是國民黨右派了,因為一個黨中的左右派,雖然有政策的左右傾及行動緩急之不同,而根本目的必然相同,譬如國民黨,即令是右派,其根本目的亦不能離開國民革命,國民黨以前的右派既然勾結帝國主義與軍閥來破壞國民政府,已明明不但離開而是背叛了國民革命,已經事實上脫離了國民黨,還算得什麼國民黨右派呢?右派畢竟還是以國民革命為目的之國民黨啊!

  這班代表官僚買辦階級的右派已經脫離了國民黨,那國民黨中有沒有新的右派呢?有的。自五卅運動的高潮,表現出無產階級是國民革命中最偉大的社會勢力,同時也就加速了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形成的過程。這種現象直接的反映到國民黨和小資產階級,他們便竭力的想確定他們自己的政治思想,並且要想在組織上鞏固起來。在具體事實所表現的就是: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的上海各馬路商聯會極力和反動的總商會結合起來,反對工人及學生,又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分子的國民黨黨員,勾結以前的右派即反動派,假借三民主義的招牌,提出階級妥協的口號,來反對階級爭鬥,反對共產黨,並反對國民黨左派,甚至於反對國民政府。一個黨,總不免有比較右傾的一部分,只要他不右傾而至於反動,還算是右派而非反動派,我們對於這種右派,並不必特別反對;可是現在國民革命的新右派,一開始即帶有反動的傾向,這都凡是忠於中國革命的人都不得不向他們加以不客氣的警告。這一新右派在理論上並且在組織上(孫文主義學會)形成起來,一天比一天明顯;他們雖然竭力自別于代表官僚買辦的反動派即以前的右派,其實他們當中仍然包含著不少以前的右派分子,並且在事實上他們既然反對階級爭鬥,反對蘇俄,反對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左派,並且反對國民政府,客觀上便實實在在的幫助了反革命和帝國主義者(如謝持、居正、周頌西、孫鏡亞等)。

  季陶先生對我說:他們並不反對階級爭鬥,只是在國民黨的立場不便鼓吹階級爭鬥;然而事實上近幾天的《民國日報》上反對階級爭鬥之論調都非常之高。

  他們暫為顧全中山先生遺囑計,尚未公然反對蘇俄,然而他們在取消共產派黨籍宣言上,說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是「藉以維持蘇俄」;又說「掃除任何屬性的帝國主義」,所謂任何屬性,不用說所謂「赤色帝國主義」也包含在內。

  他們反對共產黨更不用說了。他們說共產黨只要民族主義,對於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都唾棄而且加以攻擊;其實共產黨不但努力民權運動(集會、結社、出版、言論自由之要求),並且他的民生運動(工農解放)比任何黨派的政綱都徹底。他們說共產黨是反對國民革命的反革命;其實不幸此時各處國民革命的工作幾乎是共產派在包辦。他們說共產黨借國民黨機關宣傳共產黨的主義;其實共產黨有他自己的各種機關報各種印刷品,宣傳他們的主義與政策,從來不曾借國民黨機關宣傳共產主義,而且在事實上又何能夠在國民黨機關宣傳共產主義?中山先生、季陶先生都曾經說過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而共產黨人都不曾作此驚人之談!他們口裡雖說不信口雌黃地誣衊共產黨,其實他們公然著書通電(例如最近廣東孫文主義學會的通電及孫鏡亞告國民黨同志書等),捏造共產黨陰謀破壞國民黨的種種無稽之談,誣衊得共產黨人簡直陰賊險狠不成人境;最近為廣大問題,不但說共產黨早已開除的陳公博是共產黨人,並且硬指顧夢漁先生也是共產黨人,藉以證明共產黨奪取廣大的陰謀。他們口中雖說承認共產黨和他們是政見略有不同的党(孫鏡亞都說是「貌為同舟,實類敵國」呵!),可以聯合起來,共同作戰;其實在北京在上海在廣州,無論民族運動民權運動民生運動,他們都表示不和共產黨合作,並且他們自己也不獨作;他們雖然宣言反段,然而在上海的反段市民大會,他們竟不肯參加,在北京的反段國民大會,他們雖然參加了,而他們的首領鄒魯,都硬逼鹿鐘麟下令壓迫國民大會,說這次國民大會是赤化運動。

  自討伐楊、劉以來,左派領袖汪精衛、蔣介石等在國民政府所做的工作,至少我們也應該說功多於過;然而右派對於他們的攻擊,竟無所不用其極,不惜羅致許多罪名,假造許多謠言,仿佛汪精衛等真是罪大惡極之徒(見他們致各級黨部電,十二月八日上海《民國日報》論文,孫鏡亞致汪精衛書等)。他們不但這樣攻擊汪精衛,並且在西山開會議決開除汪精衛黨籍,不許他任國民政府職務;他們這樣的舉動,簡直是有意動搖國民政府,為陳炯明、楊希閔、劉震寰、梁鴻楷、魏邦平、張國楨、熊克武等復仇。鄒魯等在西山開會,表面上雖然是反對共產派,實際上另有破壞國民政府的陰謀,季陶先生未曾出席西山會議,正因為發見了他們這種反革命的陰謀。

  他們說共產黨慣以反革命反動等罪名加諸異己者,可是按照上述的事實,他們應自問和馮自由、鄧家彥、馬素相去幾何?即客氣一百二十分,也不能不說是反動的傾向罷!

  他們這反動傾向的根本,是不識中國的國民革命乃整個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他們口中雖然不贊成國家主義,其實他們的根本思想和國家主義者一樣,同是誤認中國國民革命乃整個一國家的孤獨運動,不認識雖在國民革命運動中,國外也有友軍,國內盡有敵人;因此,他們遂至對外反對蘇俄,對內反對階級爭鬥反對主張階級爭鬥的共產黨;因為左派聯合蘇俄及共產黨,他們遂至反對左派;因為國民政府中最主要的分子是左派,他們遂致反對國民政府;他們的反對傾向就是這樣相因而至的。

  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革命運動中,固然應該和國民黨左派結親密的聯盟,無論在黨內或黨外;即右派,亦應與之在每個行動上聯合作戰;至於反動派,則在於聯合戰線外了,因為他們已經背叛了國民革命,站在敵人那邊了。此時新右派之反動傾向,也非常嚴重,這傾向若繼續發展下去,便和以前的右派即反動派畢竟是一家眷屬,則所謂「新右派」這一名詞便應該取消了。

  署名:獨秀

  《嚮導》週報第一三九期

   1925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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