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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雙十節中之廣州政府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

  現在的廣州政府是繼續辛亥以來的革命政府,現在的北京政府是繼續前清以來的軍閥官僚政府(即袁世凱亦稱北京是一大臭蟲窟)。這種歷史的事實,是無人能夠否認的。北京政府及其所統轄的各省雖然掛著一塊民國招牌,實際上,一切制度、人物、思想、習慣,仍然是光宣時代的故物,一切民國成立的基本條件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仍然絲毫沒有,連雙十國慶的集會遊行都被禁止,這是什麼民國?這還有什麼雙十紀念之可言?

  反之,革命的廣州政府究竟是怎樣呢?我們批評廣州政府,應該把他分為兩個時期:在討伐楊、劉以前為一時期,討伐楊、劉以後為一時期。在前一時期,廣州政府建設在西南小軍閥及買辦階級的勢力之上,因此苛稅雜捐、拉夫開賭,鬧得一塌糊塗,實在不成個民國的形象;然而政府領袖們確是有革命意志的,他們眼見政府不能實行黨義確是痛心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在廣州政府之下是有相當自由的,所以我們自始即不能不承認廣州政府比起北京政府來確是繼續辛亥以來的革命政府。在後一時期,即討伐楊、劉後的廣州政府,乃建設在革命的民眾與革命的軍隊之上,更完完全全的是一個革命的政府了。這革命政府中可敬的領袖們,一秉中山先生不妥協的革命精神,對內毅然決然的廢除苛稅雜捐、拉夫開賭這些秕政,毅然決然的謀軍政財政之統一,更毅然決然的驅逐那些寄生於秕政阻撓軍財統一的軍事領袖,而毫不顧忌;對外則領導革命的民眾,不計成敗利鈍的與香港政府作戰,成了此次五卅運動中為民族利益最後力鬥之孤軍。如何擁護此為革命而力鬥的孤軍,使他不至為英國帝國主義者及國內一切反革命的勢力所破滅,這是今年雙十紀念運動中全國革命的民眾所應第一注意的事,因為雙十節所紀念的是革命的勢力之勝利,不是反革命的勢力之勝利。

  廣州政府現稱國民政府,我們可以承認他確能名副其實,他此時雖然未曾統一全國,而他的工作,都實實在在在那裡代表中國民族的利益和英國帝國主義奮鬥,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和反動的軍閥奮鬥;這班國民政府的領袖,即是國民黨的領袖,他們這種英勇奮鬥,才真能把中山先生生平不妥協的革命主義完全表現出來了。只有這班英勇奮鬥的領袖們才真是中山主義的信徒;若口稱是中山主義的信徒,實際上還徘徊依違於革命派與反革命派之間,那便是中山主義的叛徒;中山主義的信徒與叛徒,只有在實際的革命爭鬥中才能夠分別出來,別的著書立說都是欺人之談。

  民國六七年,京滬間的官僚甚至於國民黨黨員,對於中山先生有一個很流行的批評道:「孫中山是一個有革命癖的人,無論到何時他總要革命,恐怕他的兒子孫科做了總統,他還是要革命咧。」他們以為這幾句話是譏誚孫中山的,殊不知這幾句話卻真能將中山先生可尊敬的全人格表現出來了。中山先生是世界上最忠實於革命事業的一個人,只要贊成他革命,雖巨惡如徐樹錚、梁士詒,他也肯與之周旋,若不忠於革命,雖多年共患難的同志如黃興、陳炯明,他也不惜與之決裂,若孫科為總統而不忠於民國,他當然起來革命。中山先生一生唯革命是志,從來不以愛憎親疏易其志,在怕革命的東方民族中,他的確是傑出的人物,在國內一切主義不同的革命派都欽佩中山先生,也就在這一點。現在廣州政府的領袖們,只計是非不顧利害的英勇奮鬥,無論成敗,中山有知,必定是含笑稱賞的。十二年四月間,余正在大元帥府和中山先生談話時,有人匆匆來報,大元帥府會計主任,為劉鎮寰索餉不遂拘去,中山先生大怒,立召蔣介石參謀長,即謂須嚴懲此等不法軍人,寧可失敗而離開廣東,也不可不和他們一鬥,言時聲色俱厲,其實當時所謂孫大元帥蔣參謀長都是赤手空拳,此事終於隱忍過去。現在蔣介石先生手創了有力的黨軍,用這包打軍閥絕不擾民的黨軍,不顧成敗利鈍的肅清了那些拉夫開賭、苛稅苛捐、各霸一方歷年擾害廣東人民的滇、桂、粵各派小軍閥,以圖廣東軍政財政之統一,這不但為國為黨建了驚人的勳勞,並且為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從心的怨氣。中山先生及他手創的中國國民黨,倘若沒有這幾個月國民政府一面肅清內部惡勢力,一面反抗外部惡勢力的堅決舉動,幾乎使人民懷疑到什麼三民主義什麼革命事業都不過是欺騙人民的鬼話了!

  現在和廣州國民政府為敵的內外惡勢力是些什麼呢?國內惡勢力出頭來破壞國民政府的,為主的自然是陳炯明、林虎、洪兆麟、葉舉、魏邦平、鄧本殷這班括廣東地皮還沒有括夠的小軍閥。這班小軍閥的勢力,曾為革命的黨軍所擊破,為什麼現在又能結合起來向國民政府進攻?一是因為許崇智妥協姑息政策所留下的禍根;二是因為他們新近得了英國帝國主義者、北洋軍閥、香港買辦階級各方面的援助。香港政府公開的送三百萬子彈到汕頭;港商資助陳炯明百多萬現金,內中有一部分也是英人拿出來的;段政府幫助陳軍三十萬元,又派遣海籌、永績兩艦助戰;福建派張毅的軍隊到潮州助戰也是公開的;江西和湖南也正在準備援助陳軍向粵進攻。陳炯明等除了得到上述各方面的實力幫助以外,還有國民黨中反動派的聲援:謝持、石青陽等勾結熊克武,密謀在廣州響應陳軍;北京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公開的和陳炯明、楊希閔合作,該俱樂部所揮霍的就是段祺瑞所給楊希閔的招待費三萬元,他們更打算廣東外交代表團到京時,開會歡迎林森、鄒魯等代表,勸其通電聯陳反蔣;廖案一大批罪犯,更是奔走上海、香港間密謀勾結廣州殘餘的反動軍隊,候在黨軍出征東江時,起來叛變。陳炯明等小軍閥、香港買辦階級及國民黨中的反動派,他們攻擊國民政府之共同口號就是「反共產」,和以前唐繼堯勾結楊、劉在廣州謀叛的口號一樣;其實廣州國民政府裡,可以說沒有一個共產黨黨員,更未曾並且未打算採行一點共產政策(反動派軍隊所銜恨的國民政府政策,如軍政財政統一及廢除苛稅雜捐禁止拉夫賭博等,難道都是共產政策嗎?)。他們所謂共產,便是指革命,「反共產便是反革命」,這就是他們的邏輯,他們的罪狀,真是不打自供了。國民黨中又有一班新的右派分子,口頭上自稱是中山主義的信徒,實際上對於真能為中山主義在廣州奮鬥的左派,不但心憎腹誹,並且公然致函蔣介石阻其急進,又請張靜江函勸蔣介石離開廣東;他們這種舉動,實際上也算幫了陳炯明的忙,雖然他們在口頭上不贊成陳炯明與反動派。

  國外的惡勢力,不用說主要的就是英國帝國主義者,抑制中國民族運動與抑制代表中國民族運動的國民黨,以期長久保持他們的在華特權,這本是一切帝國主義者的對華政策,尤其是英國的香港政府對於廣東的政策。廣東迫近香港,恰好近幾年來廣東的政權又落在代表中國民族運動的國民黨人手中,真所謂「冤家狹路分外眼紅」,因此香港政府不斷的利用陳炯明,利用商團,利用楊、劉,陰謀破壞廣州政府。可是他的陰謀都著著失敗了,尤其是楊、劉失敗後,英人失了一切破壞國民黨政府的工具,同時香港沙面大罷工的工人得以廣州為根據地,又以國民黨政府的援助得以堅持,使香港英人眼見每天損失四百萬元,而不能使用在上海利用奉軍壓迫罷工的方法,英人正在無可如何,適逢粵軍中的反動派領袖,反抗國民政府廢除苛稅雜捐,禁止拉夫開賭,統一軍政,統一財政等政策,香港英人遂乘機利用之以成刺廖案;幸而國民政府有肅清內奸的決心,不姑息的逮捕諸反動領袖,解散諸反動軍隊,是時香港英人老羞成怒,遂至鼓吹直接以武力攻取廣東,美其名曰為中國謀統一,究因國際形勢不容英人能夠這樣橫行,其計又不得逞,於是決心再以實力援助陳炯明、魏邦平、鄧本殷等,以成現在東南兩路夾攻廣州國民政府的局面;全國的反動派——北洋軍閥,香港大商買辦階級,陳炯明、林虎、魏邦平等小軍閥,國民黨的反動派,遂在此局面之下,形成了中國反革命的大聯合,一齊拿著「反共產」、「反蘇俄」的旗幟,向廣州國民政府進攻,為英國帝國主義效勞!據本月八日路透社香港電說:「港督今日在立法議會提出預算時演說,謂渠信廣東有智識之人,必不能再容外方及他省營利之徒施行暴政,大約本年底來年初可望恢復秩序。……今在本地募債,未必成功,而此時請助於倫敦市場,據所接英國消息觀之,亦屬不利,蓋投資者以為香港狀況不佳,非有極優之條件,必多遲疑也。故非俟過激黨破壞香港之企圖已遭失敗,不宜募債云云。」在這小小一段演說中,我們可以看出幾點:(一)他所謂過激派(英人眼中的過激派,一切愛國運動者都包含在內,國民黨的左派領袖如汪精衛、蔣介石等,更不用說了)破壞香港之企圖,所加于香港英人經濟的打擊,實在萬分明顯,所以他不得不運用陰謀,利用中國一切反革命的勢力,推倒廣東革命的勢力;(二)他明白供認他曾經教唆廣東有智識之人(當然是陳炯明)排斥外省人,排斥客軍;(三)他已經很有把握的計算他所利用各方面的勢力,在本年底來年初可以佔領廣州;(四)香港的經濟狀況,已無法得到倫敦的救助,只有俟反共產反蘇俄的廣東有智識之人佔領廣州,使過激黨破壞香港之企圖遭了失敗,才有救星;(五)革命派及反革命派在廣東之成敗,關係香港英國帝國主義者之利害,是非常明顯的了。

  這樣在內外之惡勢力四面八方的進攻之下,廣州國民政府也會失敗,如果失敗了,失敗的不只是廣州國民政府,實在是全中國民族運動中最重要的一命脈。成功的是誰?不用說是陳炯明及國民黨的反動派,尤其是香港英國帝國主義者。這就是全中國革命的民眾在今年雙十紀念中所以不應忽視這一件大事的原故,更不可把這件大事看做廣東的局部問題!

  又有人以為廣州國民政府聯俄拒英,不免以狼易虎,失了民族運動的意義。像這種錯誤的觀念,實是中國民族運動一大危機。第一我們應該明白:所謂民族運動,其意義是要求民族的自由與獨立,不受他民族之政治的壓迫與經濟的剝削,決不是一民族的閉關主義,並且在這一民族運動中,要得到他民族同情的援助,才格外容易成功。第二我們應該明白:此時世界上各民族能夠以實力援中國民族運動的,還只有蘇俄,若印度、若土耳其、若朝鮮、若加哇等被壓迫的民族及歐、美、日本的無產階級,還只有精神的援助。第三我們應該明白:在理論上,援助被壓迫的民族,是蘇俄立國之信條,他若不以實力援助中國民族運動,便是言行不符;在事實上,蘇俄也剛從西歐經濟的剝削中解放出來,現時也還在國際帝國主義的四面進攻中,他正需要和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如印度、加哇等)及被壓迫的國家(如中國、德國、土耳其等)結成聯合戰線,抵抗帝國主義之進攻,他援助中國,即是援助他自己,不但中國的民族運動不應避諱蘇俄的援助,並且到了民族革命成功,還應該更進一步和蘇俄締結同盟,共同防禦帝國主義之進攻。第四我們應該明白:在實際事例上,蘇俄實行其立國信條,援助了土耳其的民族運動,援助了波斯的民族運動,援助了阿富汗的民族運動,都是無條件的同情援助,他對於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不曾有過壓迫和剝削的事實發生;即對於中國的中俄協定,蘇俄自動的放棄了那帝國主義者經過五卅大流血還不肯放棄的許多權利,他所得的是什麼?蘇俄實是援助了廣州國民政府,而都是無條件的,也絲毫沒有什麼壓迫或剝削的事實發生過,若說聘用蘇俄軍官改造海陸軍便是授權于外人,那便是把蘇俄看做帝國主義的國家一樣,不能夠接受他軍事的援助了。「赤色帝國主義」這一名詞,是歐洲帝國主義者造出來離間一切被壓迫的民族與國家和蘇俄聯結的方法,現在中國有些反革命分子,也跟著學舌,真是「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帝國主義者好比是些強盜,蘇俄好比是和我們守望相助的鄰人,若把鄰人也看做強盜,拒絕他們的援助,這正是強盜們暗中稱快的事。像陳炯明等及國民黨的反動派,更是要豎起大旗來幫強盜攻打鄰人,所以他們竟會把「聯俄」算做廣州國民政府的一樁罪狀。

  署名:獨秀

  《嚮導》週報第一三三期

   1925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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