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太戈爾在杭州、上海的演說|陳獨秀

評太戈爾在杭州、上海的演說

　　（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太戈爾在杭州及上海兩次演說雖極簡略，卻已表示他的根本觀念。茲綜合其演詞，我們可以看出他的兩個錯誤的根本觀念。

　　第一個錯誤是誤解科學及物質文明本身的價值。他在杭州說：「現在覺著交通便利，民族很容易接近，這果然是科學的功勞，什麼火車啊，輪船啊，但是科學只能使物質方面增加便利，總不能給我們心靈上有許多便利和愉快，反覺著促進人類互相殘殺的危機。」他在上海說：「中國因物質文明而被創，猶之魔鬼展其破壞之舌，盡吞我生命之涎，欲不哀痛，又烏乎可。以言文化與物質，則如穀粒比鑽石，穀雖不如鑽價之巨，而其真價值乃遠過之。……惟吾人既生人世，不能完全脫離社會，物質文明，亦未嘗無所用；余之所言，蓋因物質文明在人生歷程中所處地位，顛倒乖亂，遂造成無限之惱悶。……且中國文化被物質所迫，瀕於危險之境，不得不據實以告，深望于人人心中，引起反抗的精神，以維護東方固有之文化。」太戈爾也知道科學可以使交通便利，他也知道既生人世不脫離社會；他更應該知道除交通以外，吾人所有的衣、食、住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物質文明之賜，只有科學能夠增加物質文明。現代無限之惱悶，其最大原因有二：（一）是弱小民族物質文明不發達，遂造成民族間的侵略；（二）是少數人壟斷物質文明的恩惠，遂造成階級間的掠奪。這些侵略掠奪之無限惱悶，都非科學與物質文明本身的罪惡，而且只有全世界普遍的發展科學與物質文明及全社會普遍的享受物質文明才能救濟，這乃真正是科學與物質文明在人生歷程中所處地位。若是我們自己僥倖有了物質文明的享樂，便忘了世界上還有無數被壓迫的民族被壓迫的階級得不著物質的生活而困苦而惱悶，只管由著自己興趣，高談什麼精神文化，什麼心靈愉快，什麼討論思想，把這些生活奢侈品當做生活必需品的穀粒，反把世界上無數勞苦平民所急需的物質當做可有可無的奢侈品——鑽石，像這樣顛倒乖亂，簡直是個糊塗蟲，還配談什麼「愛」！若並普勸天下無衣無食無住的苦惱平民也都以進求心靈愉快為重，以物質生活的奮鬥為輕，這種人不但是「何不食肉糜」的昏君，而且和牧師們勸工人「向上帝求心靈的安慰勝過向廠主做物質的爭求」是同樣混賬，這種人還配說什麼「帶了赤裸裸的一顆良心」！

　　中國誠然因物質文明而被創，但太戈爾要知道，創中國的不是中國自己發生的物質文明，乃是歐美帝國主義者帶來的物質文明，這正是中國自己的物質文明不發達的結果。魔鬼是驅使物質文明的帝國主義者，不是物質文明本身。中國文化誠然被物質所迫瀕於危險之境，但太戈爾要知道，中國文化到底是些什麼，說起來實在令人可笑而且可怕。這種可笑可怕的文化倘不被物質所迫，皇帝仍在坐龍廷，龍廷裡還幽閉著許多宮妃與閹宦；男子仍在埋頭讀八股，女子仍舊裹著足關在繡房裡；印刷店仍用雕版或木質活字，不會有現在商務印書館的圖書館歡迎太戈爾；太戈爾坐小車由杭州到北京，至少要走一個月，太戈爾在路上犯了法，知縣大老爺或許賞他數百小板一面大枷。像這樣的文化，不但沒有維護的必要，還應設法令他速死。一顆炸彈可以殺人，也可以開山通路；一條鐵道可以運兵打戰，也可以運糧拯饑，所以科學及物質文明本身並無罪惡。太戈爾覺著科學及物質文明足以促進人類互相殘殺的危機，他不知道人類個人間的爭奪殘殺，是由於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社會不能擔保各個人物質的生存，各個人遂不得不各自爭存並庇及子孫；階級間的爭奪殘殺，是由於特殊階級壟斷物質的精神的生存之權利，被壓迫的階級不得不起而抗爭；民族間的爭奪殘殺，是由於特殊階級不但在國內掠奪勞動平民，並須在國外侵略物質文明不發達的弱小民族，才能夠維護其壟斷私有之權。這三種爭奪殘殺之根源，共總都由於社會經濟制度之不良，換句話說，就是由於財產制度乃個人私有而非社會公有，完全不是科學及物質文明本身的罪惡。我們敢說，科學及物質文明，在財產私有的社會，固可用為爭奪殘殺的工具；在財產公有的社會，便是利用厚生的源泉。所以太戈爾覺著科學及物質文明足以促進人類互相殘殺的危機，乃由於不明白社會制度之效用並誤解科學及物質文明本身的價值。

　　第二個錯誤是引導東方民族解放運動向錯誤的道路。太戈爾在杭州說：「人類要用愛來調和……這些大師是代表相互的愛顯現出來的，為人類友愛的模範，並不像歐美人帶了槍炮等等而來，是拿了他們文化的精華來供給中國的。……前面所說兩個印度大師到中國來，只要帶了赤裸裸的一顆良心，現在我來，也如這兩位大師的精神一樣，因為中印兩民族間，自有一種不可分離的愛。……現世可怕都是人類自殺的情形，所以大聲疾呼，想要回復人類精神上的樂土。」對於太戈爾這些話，我敢說：「先生之心誠苦，先生之術則疏矣。」人類社會三種爭奪殘殺的根源，上面已經說過；現在再單講民族間的爭奪殘殺，乃是資產階級的國家，其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發展到必須輸入原料輸出剩餘生產品才能夠維護其階級特權之時，自然形成侵略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乃是資本主義發展之自然結果，也就是民族間爭奪殘殺之唯一原動力。歐美人帶槍炮來中國，並不是歐美人特別沒有良心，乃是他們資本制度發達的緣故；古代印度人只帶文化來中國，並不是他們特別有良心，乃是那時印度沒有資本制度的緣故。現在的印度人也並非特別沒有良心，可是因為受了英人支配，也會帶鴉片來中國，並幫著英人帶槍炮來中國。「愛」，自然是人類福音，但在資本帝國主義未推倒以前，我們不知道太戈爾有何方法可以實現他「用愛來調和人類」這個志願。沒有方法的一個空空的志願，本是無用的廢物；孔夫子的仁義叫了幾千年，基督的愛也叫了幾千年，何以現在仍是「人類自殺的情形」？此時太戈爾又來叫「愛」，我要問問你這「愛」之叫聲，能夠感動歐美資產階級使他們實行人類相愛，使他們自己取消資本帝國主義，不去掠奪勞動階級不去侵略弱小民族嗎？我看等於向老虎說：「你不要吃人罷。」你若是大聲疾呼，對被人壓迫的階級被壓迫的民族說：我們任他們掠奪任他們侵略，我們不必反抗不必殘殺他們，還要愛他們，讓他們佔據這物質上的樂土，我們只要回復精神上的樂土便得了；這便等於向被老虎吃的人說：「你讓他吃罷，你還要愛他，你只要靈魂到天堂便得了。」如此，老虎固然要重謝太戈爾先生，可是苦了被老虎吃的人！這就是太戈爾先生要帶來中國赤裸裸的一顆良心嗎？

　　太戈爾這兩個錯誤的觀念，都是社會改造之思想上重大問題，並不是站在一個純粹詩人的地位上談詩說藝；我批評他乃根據他在杭州、上海兩次演說，並不是事前臆度。這兩點都應該附告《文學》週刊記者「澄」君。

　　署名：實庵

　　《民國日報》副刊《覺悟》

　　 1924年4月25日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