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不合作主義答北京《晨報》記者|陳獨秀

再論不合作主義答北京《晨報》記者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

　　蔡校長是我們最敬愛的人，但我們對於他消極的方法之宣傳，認定在青年思想界，在革命的民眾心理上，都有極大的惡影響，故不得不進以忠告。以前蔡校長只辦教育不問政治的謬誤主張，已經收了惡果，以〔已〕經引導青年學生到了極沉寂的睡眠狀態幾於不可救藥；他現在雖然覺悟到惡濁政治使他不能再忍受而希望政治清明，卻已後悔遲了，而且仍然取「退的」消極態度，又來宣傳第二個謬誤主張，北京《晨報》記者指明他是不合作主義，並居然稱許為「確是打破惡人政治之一方法」；我們認定蔡校長這第二個謬誤主張，又要造成惡果，第一個惡果已經遺禍無窮，一時很不易改正過來，現在又要收第二個惡果，真是青年思想界之厄運重重，我們實在忍不住不出來反對；因為中國人嬰退的懶惰的病根甚深，消極的不合作主義正合他們的口胃，若是有人附和盲從起來，嬰退懶惰不肯挺身奮鬥的人們，正好借此鳴高，其實是拿不合作主義為安樂窩為避難所，以遮掩他們懶惰怯懦的羞辱。

　　北京《晨報》記者現在也承認：「現時我國可否鼓吹『不合作主義』，的確是一個問題。」也承認：「我們中國在軍閥政蠹盤據的政狀之下，非有一種更深刻的標語，更嚴厲的手段，恐怕不會得群眾底瞭解。」我們深深感謝《晨報》記者這種論調可以加〔給〕宣傳不合作主義者一個很大的打擊。《晨報》記者又說：「不合作主義是打破現狀底一種方法，而恐其不是有效的方法。況且蔡元培宣言，僅僅說到正誼主張者，不要替政府幫忙一層，此外有無其他主張，及蔡自身辭職之後，有何活動，都無從知道，我們決不願輕易替他鼓吹。」這些話都說得極其明白，但是我們一定要懂得：惡濁政局是有歷史的有組織的一件東西占住了空間，必須有一件東西能夠積極地打倒他代替他來占住這空間，才是有效的方法；不合作主義的本身決沒有這種性質，不但沒有這種性質，而且是消滅這種性質的利器，因有民眾心理尤其是懶惰怯懦的民眾心理，遇有人示以解決困難之比較的和平方法，他們的精神希望便集中到這個方法，癡心妄想以為他足以解決困難，非等到這個方法完全失敗，便不會發生另尋方法的精神作用，更不會——而且以為不須——走到革命的路上去。因此，我們認定宣傳不合作主義，在打倒惡濁政治方面看起來，是絕對無效的方法；在消滅民眾的革命心理方面看起來，卻是第一有效的方法。蔡校長若不願與惡濁政府合作，辭職出京，別有所活動，則不合作只是別謀活動之過程中一個行為，決不能說是一個主義，但是他不獨辭職宣言後無所活動，而且宣言中明明只是宣傳某君「相率離京」、「相率辭職」、「不再替政府幫忙」等名言和他自己對於研究學問的興趣，此外並沒有別的主張，蔡校長癡心夢想用這種浪漫的消極方法來拆散惡濁政府的台，來求政治清明，已經是大錯而特錯了；《晨報》記者又從而盛稱他「宣傳不合作主義確是打破惡人政治之一方法」，更是錯上加錯。我們應該竭誠忠告《晨報》記者，個人立言錯了是小事，因為要回護自己的錯遂不顧社會的錯是大事；因為不忍社會的錯遂不惜承認自己的錯，這是最勇敢的行為呵！

　　《晨報》記者不承認「不合作主義」是消極的有害的主張，不承認甘地主義在印度已經失敗者，不承認甘地「不合作主義」是消極的。在第一點，可惜我們沒有這種邏輯的頭腦可以認識「不合作主義」不是消極的，至於他的害處，前文已詳，現在不必再說。在第二點，這有事實的證明，本報另有記述，也不必重及。在第三點，這是《晨報》記者根本的觀察錯誤，我們不可不討論一下：第一，《晨報》記者所列舉的甘地八種主張，若說都不是消極的，便可以說人間行為無一不是積極的，而西文字典上也可以將Negative、Passive等字永遠刪去。第二，若說「不」字是他們的手段，決不是他們的目的，此話便差了；我們正是指斥他們所取的手段是消極的，其結果不但沒有達到目的之可能，而且阻礙革命運動；至於說到目的，出家求仙學佛及山林隱逸的人，何嘗沒有積極的目的，蔡校長想拆散惡濁政局的台，又何嘗不是積極的目的。第三，《晨報》記者舉出甘地許多積極的行動，證明他不是消極的人物，這便更差了；正因為他積極的「樹起『不合作主義』的旗幟之後，遍歷全印，到處宣傳，演說不足，繼以文字，務使一般印人徹底地瞭解他的主義」。革命運動因此大受了釜底抽薪似的打擊，甘地的奮鬥，正是他的罪大惡極處；他若是憤而辭職之後，隱遁起來，獨善其身，所遺下的惡影響還小得多。第四，《晨報》記者說：「他（甘地）根本上對於現代歐洲文明，異常反對。他覺得機械工業，而〔是〕演成不公平的社會制度底最大原因。英政府想把這種機械工業制度，移植到印度去，所以非極端反抗不可，民族觀念還在其次。」如此說來，甘地運動決不是民族的革命運動，乃是復古的反革命的運動，他完全不瞭解人類歷史進化的必然性，把資本私有的罪惡和由他產生的帝國主義的罪惡（這些罪惡也是歷史進化的必然性），都歸到機械工業物質文明身上，簡直和從前英國工人打毀機器是同樣的見解。托爾斯泰、達哥兒、甘地都是這一流的昏蛋，他們妄想以為人類社會可以拿主觀的空想來改造的，他們妄想以為手工工業可以和機械工業競爭的，他們妄想以為人類歷史可以由人力開倒車的。吳稚暉先生說：「印度比中國更無望，因為印度反科學反物質文明的民族性比中國更甚。」這乃是東方民族所特有的二大病根之一（其一是消極的思想）。第五，《晨報》記者說：「勞動階級底罷工，也是一種『不合作主義』底表現，難道《嚮導》週報記者連罷工也不贊成嗎？」我們的答覆是，工人罷工，乃是被雇者在承認現制以內，對於雇主在一定的要求條件之下所採用的手段，部員罷工索薪，也是這一類，與所謂「不合作主義」直是風馬牛不相及；因為不合作主義應該是無條件的，這一類的運動，只是一部分的改良生活的有條件的經濟要求，不是無條件的根本推翻的政治爭鬥。像工團主義派不主張用武力奪取政權，而妄想單用總罷工的手段推翻統治階級，簡直和蔡校長想拿總辭職來打破惡人政局是同樣的謬誤，我們當然也是不贊成的。此外還有幾種罷工（如不適時機及對於工人階級的利益、對於社會主義運動的工作等），也是我們所不能贊成的。《晨報》記者以為我們對於工人罷工都應該盲目地一概贊成，這個思想未免過於簡單了，過於浪漫了。

　　我們很敬愛的《晨報》記者！請你們去掉成見，去掉浪漫的思想，平心靜氣地就客觀上精細研究一下：消極的不合作主義是否是個不能實現的空想？是否有打破惡人政治的可能？惡人政治是否必須積極的民眾革命才能夠打破？消極的不合作主義是否有消滅民眾革命心理的惡影響？倘弄清了這些問題，希望你們起來和我們同做思想界防禦鼠疫霍亂的工作。

　　署名：獨秀

　　《嚮導》週報第十九期

　　 1923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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