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省自治與中國政象|陳獨秀

聯省自治與中國政象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

　　我對於聯省自治即聯邦這個制度的本身，本來不反對；但是我以為任何國家若採用這個制度，最圓滿的理由是建設在各部分聚居的人民經濟狀況不同之上，其次是建設在各部分聚居的人民語言、宗教不同之上，至少也必須建設在人民之自治的要求與能力擴大之上，這種合乎民治主義的進步制度，決不是武人割據的退步制度可以冒牌的。

　　中國政象紛亂的源泉，正是中外人所同惡的「督軍政治」。大小軍閥各霸一方，全國兵馬財政大權都操在各省督軍總司令手裡，中央政府的命令等於廢紙，省長是督軍的附屬品，省議會是他們的留聲機器，法律輿論都隨著他們的槍柄俯仰轉移，因此中央財政枯竭，以內外債及中央政費無法應付之故，國家瀕於破產；又以大小軍閥在省外省內互爭雄長之故，戰禍蔓延，教育停頓，金融恐慌，百業凋敝，繼此以往，國力民力日益削弱，必然要至滅亡的地步。

　　我根據以上的理論與事實，我斷然不敢承認聯省自治，能夠解決現在的中國政治問題。

　　中國本部人民的經濟狀況，都在由農業及手工業漸進到工廠工業時代，南北大致不甚相遠；本部語言發音雖微有不同，而文字及語言構造則完全相同；宗教雖有佛、道、耶、回之分，而無分部聚居之事；至於說人民之自治的要求與能力已經擴大到聯省自治的程度，除造謠外別無事實可以證明；在上列的事實基礎上而提倡聯省自治，簡直可以說是無病而呻。

　　近來的聯省自治論，非發生於人民的要求，乃發起於湖南、廣東、雲南等省的軍閥首領。這個事實，我想無人能夠否認。這種無病而呻的聯省自治論，在這班軍閥首領自然是有病而呻；所以我敢說現時的聯省論，隱然以事實上不能不承認已成的勢力為最大理由，是完全建設在武人割據的欲望上面，決非建設在人民實際生活的需要上面。武人割據是中國政象紛亂的源泉，建設在武人割據的欲望上面之聯省論，不過冒用聯省自治的招牌，實行「分省割據」、「聯督割據」罷了。而且國內政論家若以苟且的心理，以為事實上不能不承認這種已成的勢力，遂輕假以自治之名，則希圖割據的武人得了時論的援助，人奮其私，師旅團長都可以效督軍總司令之所為，假自治之名，行割據之實，一省之內又複造成無數小酋長的局面，更陷吾民於水深火熱之中，這時諸君又將以他們「不能立時放棄自治」為理由，以為事實上不能不承認他們已成的勢力，來主張「聯道自治」、「聯縣自治」嗎？

　　聯省制即聯邦制的理想，固然是我們所不反對的，自治更是我們所贊成的，但是我以為我們人民的政治能力，才發達到都市自治的程度，若說已能勉強運用省自治制，此則為常識所不許；不能而強欲其能，至不惜以武人割據冒居其名，其結果，上不能集權於政府，下不能分權於人民，徒使軍閥橫梗其間，統一與民權兩受其害，因為人民真能運用自治制度的聯邦，未必定有害於統一，而武人割據的聯省自治卻去統一太遠了。

　　最近的《努力週報》上，有胡適之先生和陳達材先生兩篇贊成聯省自治的文章，我現在略寫點不同的意見如下：

　　適之先生說：「我們總不懂孫吳二氏怎樣能抹殺省的一級，我們至今不解國中研究政治事實的人，何以能希望不先解決省的問題，而能收軍權于國，何以能希望不先許省自治而能使縣自治！」我請問適之先生：怎見得不贊成聯省自治便是抹殺省的一級？不能收軍權于國，如何能夠解決省的問題（即以安徽為例，不能除張馬等人軍權，有何方法可以解決省內各問題）？據何理由縣自治必須建設在省自治的基礎上面？

　　適之先生說：「試問國憲制定頒佈之後，各省就能拱手把兵權奉給中央了嗎？那些已行自治的各省，如湖南，如廣東，就可以自行取消他們的自治制度了嗎？那些正在經營自治的各省如雲南，如四川，就可以立時放棄自治了嗎？」我今正告適之先生：中國此時還正在政治戰爭時代，不是從容立法時代，我們並不像一般書呆子迷信憲法本身有扶危定亂的神秘力，我以為此時一部憲法還不及一張龍虎山的天師符可以號召群眾。先生稱許湖南、廣東是已行自治的省，雲南、四川是正在經營自治的省，原來時賢所主張的聯省自治即聯邦制就是這樣，我們知道了。我們誠惶誠恐這種進步的政治組織，關外胡帥也會採用。自治！自治！天下罪惡將假汝名以行！

　　適之先生說：「只是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軍權的代價。」我要問：先生所謂已行自治的省和正在經營自治的省，都是軍閥用兵力取得的，他們肯以軍權換省自治嗎？他們果真是為了省自治才擁兵割據嗎？他們寧肯拋棄軍權不肯拋棄省自治嗎？先生這種公平交易的估價，恐怕軍閥聽了要大笑不已。

　　適之先生既已稱許明明是割據的軍閥為已行自治或正在經營自治，為何又說：「只有聯邦式的統一可以打破現在的割據局面」？

　　適之先生力說：只有公開的各省代表會議可以解決時局，勝於武力統一；我們知道前此上海和會，費了許多時間及金錢，各代表各政客鬧了無窮的笑話，結果還是吳佩孚兩次放了幾天炮，才解決了他們不能解決的問題。

　　陳達材先生主張聯邦制的理由有二：（一）是因為交通不便，（二）是因為人民組織能力薄弱。我以為交通不便不是個永久不變的現象；他以為交通不便，各省人民不能在政治上表現他們的意志感情，例如任免雲南省長，須聽命於數千裡外之北京政府，他們的意志感情怎麼能影響北京政府？我要問：適之先生所謂正在經營自治的雲南省長唐繼堯，已行自治的廣東省長陳席儒，是不是足以表現雲南人和廣東人的意志感情？人民組織能力薄弱，不能監督政治，誠如陳達材先生所雲。正因為如此，我們應該覺悟在人民沒有運用省自治制這大能力的時期，斷然不宜妄行採用聯省自治即聯邦制，因為採用聯省自治制而省民的政治能力不能運用，此時省政府，下無人民監督，上又無中央制裁，則軍閥割據暴吏橫行的現象其何能免！

　　陳達材先生又以為在國民無政治能力狀態之下，欲求政治進步，必先做到下列三個條件：（一）是政府權力的分散，（二）是政治飯碗支配權的分散，（三）是軍人與政爭之分離；這三個條件，與聯邦制實完全適合。我要請問：照現在的政象，不知道政府權力還要更分散到什麼程度，陳達材先生才覺得痛快？此時中國政權是集中在一個中央政府嗎？人民分途監督省政府的效力在那裡？中央政府還有政治飯碗的支配權嗎？各省在鄰省在省內，因為地盤飯碗的自由競爭連年開槍放炮，像陝西、四川、湖南、雲南、貴州老百姓所受地方分權致啟爭端的厚賜，陳達材先生全然不知道嗎？中國政治飯碗總只有這樣大，無論支配權如何分散，同是供不能應求，解決這個問題是在開發實業，不是飯碗支配權的分合問題。此時中國政治的實質，已經是聯邦而非單一制，中央政府的權力，比世界上任何聯邦政府的權力還小，軍人與政爭分離了沒有？

　　我常說，中國已經是無政府狀態，不必再鼓吹無政府主義了；中國的政象已經是超聯邦以上的地方專權，不用再鼓吹什麼聯省聯邦制了；我以為任何好名詞好主義好制度，而不為社會實際生活所需要，必不足以救濟社會的病痛；拿聯省自治來救濟中國，簡直是藥不對症，不但不能減少病痛而且還要增加病痛，因為中國此時的病症，是武人割據不是中央專權，省民政治能力不能接受省自治權而採用聯省自治制度，除增加武人割據的擾亂以外，必無其他好的結果。所以我們主張救濟中國，首在剷除這種割據的惡勢力，斷然不可懷苟且的心理，以為他是已成的勢力，來承認他助長他。剷除這種惡勢力的方法，是集中全國愛國家而不為私利私圖的有力分子，統率新興的大群眾，用革命的手段，剷除各方面的惡勢力，統一軍權政權，建設一個民主政治的全國統一政府；這樣政府實現了，才有政治可言，才有從容制憲的餘地，中央權與地方權如何分配方為適當，自然是這時候憲法中一個重要的問題；若在現時群雄割據的擾亂中，鼓吹聯省自治，上有害於國家統一，下無益於民權發展，徒以資橫梗中間的武人用為永遠鞏固割據之武器，使老百姓更陷於水深火熱之中，連向中央請願這條可憐的路都斷了。所以我對於這種政治主張，期期以為不可，敢我敬愛的朋友們垂泣而道之。

　　署名：獨秀

　　《嚮導》週報第一期

　　 1922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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