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感錄|陳獨秀_學達書庫

隨感錄

　　（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

　　中國式的無政府主義

　　我近幾年來細細研究我中華民族種種腐敗墮落到人類普通資格之水平線以下，我的慚愧悲憤哀傷常常使我不肯附和一般新舊謬論。

　　我敢大膽宣言：非從政治上教育上施行嚴格的干涉主義，我中華民族底腐敗墮落將永無救治之一日；因此我們唯一的希望，只有希望全國中有良心有知識有能力的人合攏起來，早日造成一個名稱其實的「開明專制」之局面，好將我們從人類普通資格之水平線以下救到水平線以上。

　　施行這嚴格的干涉主義之最大障礙，就是我們國民性中所含的懶惰放縱不法的自由思想；鑄成這腐敗墮落的國民性之最大原因，就是老、莊以來之虛無思想及放任主義。

　　近來青年中頗流行的無政府主義，並不完全是西洋的安那其，我始終認定是固有的老、莊主義復活，是中國式的無政府主義，所以他們還不滿於無政府主義，更進而虛無主義而出家而發狂而自殺；意志薄弱不能自殺的，恐怕還要一轉而順世墮落，所以我深惡痛絕老、莊底虛無思想放任主義，以為是青年底大毒。

　　《民國日報·覺悟》上，太樸答存統的信中說：「我相信中央集權的政治組織與中國的國民性不能容，馬氏主義是中央集權，故我不信其能實行。」又說：「中國底國民性既不容中央集權的政治組織，而中國底社會情形又向來是無政府已慣的，所以一旦要行起勞農政治，要組織強有力的中央機關，我真不知其可也！」又說：「我是中國式的無政府主義者。」

　　太朴先生這幾句話誠然不錯，但我以為若要遷就中國國民性和社會情形而不加以矯正，只有袁世凱、張勳一班人絕對贊成罷；因為袁、張都正是口口聲聲根據國民性和社會情形發揮他們的主張呵！

　　我發誓寧肯讓全國人罵我攻擊我壓迫我，而不忍同胞永遠保存這腐敗渙散的國民性，永遠墮落在人類普通資格之水平線以下。

　　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

　　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本來是兩件事，有許多人當做是一件事，還有幾位頂刮刮的中國頭等學者也是這樣說，真是一件憾事！

　　文化運動底內容是些什麼呢？我敢說是文學、美術、音樂、哲學、科學這一類的事。

　　社會運動底內容是些什麼呢？我敢說是婦女問題、勞動問題、人口問題這一類的事。

　　這兩類事底內容分明是不同的，硬要把他們混為一談，豈非怪事嗎？

　　文學、美術裡面，也許有人喜歡加上一點社會化的色彩，描寫到婦女問題和勞動問題；從事社會運動的人，也許要很留意文學、美術、哲學、科學做他們社會運動底工具；但這兩類事業底本身，仍然是兩件事，不可並為一說。或者有人一方面從事文化運動，一方面又從事社會運動，這只可以說一個人兼做兩類的事，不可以說這兩類事是一類。

　　有一班人以為從事文化運動的人一定要從事社會運動，其實大大的不然；一個人若真能埋頭在文藝、科學上做工夫，什麼婦女問題、勞動問題，鬧得天翻地覆他都不理，甚至於還發點頑固的反對議論，也不害在文化運動上的成績。又有一班人以為社會運動就是文化運動，這更是大錯而特錯；試問婦女問題、勞動問題，在文藝、科學上有何必然的連帶價值？並不是我們看輕了社會運動，只因為他和文化運動是兩件事，我們不能說在社會運動有成績的人在文化運動也有成績，也和我們不能說在文化運動有成績的人在社會運動也有成績是一樣。以上兩種人的誤會，都因為不明白文化運動和社會運動是兩件事。

　　又有一班人並且把政治、實業、交通，都拉到文化裡面了，我不知道他們因為何種心理看得文化如此廣泛至於無所不包？若再進一步，連軍事也拉進去，那便成了武化運動了，豈非怪之又怪嗎！

　　政治、實業、交通，都是我們生活所必需，文化是跟著他們發達而發生的，不能說政治、實業、交通就是文化。這個道理羅素在北京演講的《社會結構學》裡面有一段說得很清楚，現在錄在下面：

　　什麼叫做文明，其定義可以說是要求生存競爭上不必要的目的——生存競爭範圍以外之目的。古代文明，第一次發原於埃及、巴比倫大河出口之處，地土膏腴，宜於農作，由農業發生文明……在膏腴的地方，如長江、黃河底下遊，一人工作出來的不止供給一人底需要，於是少數人得著閒暇，可以從事知識思想的生活，如文字、算術、天文等，均為後世文明底基本。但在這時候雖有少數人從事文明事業，其大多數人作工還非一天到晚勞苦不可，科學、哲學、美術固然也有人注意，但只是少數幸運的人。在實業發達時代，生產必需品既然增加，要多少就有多少，一人只要每天四小時作工，餘剩的就可以從事知識思想的生活了。

　　創造文化，本是一民族重大的責任，艱難的事業，必須有不斷的努力，決不是短時間可以得著效果的事。這幾年不過極少數的人在那裡搖旗呐喊，想造成文化運動底空氣罷了，實際的文化運動還不及九牛之一毫，那責備文化運動底人和以文化運動自居底人，都未免把文化太看輕了。

　　最不幸的是一班有速成癖性的人們，拿文化運動當做改良政治及社會底直接工具，竟然說出「文化運動已經有兩三年了，國家社會還是仍舊無希望，文化運動又要失敗了」的話，這班人不但不懂得文化運動和社會運動是兩件事，並且不曾懂得文化是什麼。

　　署名：獨秀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
　　 1921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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