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與社會|陳獨秀

教育與社會

　　——在廣東省教育會的演講（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日）

　　今日講題為《教育與社會》。故向來我國社會與教育，是別而為二的，致結果多不良。余前在高師講演《社會與教育》時，曾言其概略，茲再反復言之，以盡本題之意義。社會與教育分離，其弊之最大者莫如減少教育的效力。誠以人類精力，本應經濟。若教育與社會分離，是即個人之教育，其效力甚微，其不經濟實甚。蓋社會支配個人，其力量大；個人支配社會，其力量小，理至明也。或者疑社會力量未必優於個人，每以孔、佛、耶之學說，能支配地球上一部份人之精神，至歷數千年之久為喻，不知世界自有人類以來，中華之孔子，印度之釋迦牟尼，歐洲之耶穌，其個人力量之大，似足以支配社會矣。然從實際上觀察，其個人之力量，實由社會而產生。試推論之，世人徒知孔子支配人之學說為家族思想，亦即人倫之道。然亦知夫中國之為世界最大農業國，其人皆為土著之民乎。既為土著之民，則重遷徙，鮮往來，其種種風氣，皆足以養成人之家庭思想。是孔子之學說，為社會所養成，世人不察，倒因為果，誤矣。釋迦牟尼亦然。其學說由印度社會養成，非印度社會為釋氏學說所製造。何以見之。印度地居熱帶，酷暑如焚，人人皆抱厭世悲觀之思想，故造成釋氏之學說。征之耶教，亦何莫不然。耶教重自由與進取，雖與孔教之家族思想不同，與釋迦牟尼之厭世悲觀主義亦異，然究其原因，亦以歐洲多島，交通利便，人民輕於遷徙往來，故無家族觀念。且其地屬北溫帶，氣候溫和，故無厭世悲觀思想。是其學說亦由四圍環境養成，非由耶穌建此以改造歐洲人類者也。由斯而談，此三大偉人之學說，非自成之，乃社會成之也。設使耶穌生於中國，亦必主張家族主義；孔子生於印度，亦必尚厭世悲觀；釋迦牟尼生於歐洲，亦必主張自由進取。要之，孔、佛、耶易地而生，其主張則互變也。從可知社會支配個人之力量大，個人支配社會之力量小矣。此既證明，則教育若離社會而獨立，則教育之力量自減，詎得不謂之減少教育之力量耶。

　　教育與社會分離，足以減少教育之效力，前已言之矣。然實際如何減少，可條析言之：

　　（一）教育的效力，普遍之力消失，只可及於部分或個人。

　　（二）學生訓練的效力。社會與教育分離，則社會自社會，教育自教育，故假使學校訓練好，而社會不好，其得益仍寡。吾年來從教育經驗上，觀察此說，最足征信。予見小學生，往往在學校受訓練時，極為活潑，極守秩序，極為奮發，極能合群，極不倚賴。惟一入家庭，則此種佳處，即覺銷滅。或少壯大學生，在學校時，無不品行純潔，志趣高超，為一有希望之青年。殆一入社會，則漸染漸深，愈久愈甚，終成為一無希望之惡人。此其證明也。

　　（三）學術上應用之效力。教育與社會分離，則學生在社會，自有一種特別階級。其所學何事，社會無從知之，故社會上不甚注重，不甚相信。此種弊病，在社會固應負一半之責任，而教育家亦應負一半之責任。何以言之？日本興學之初，其社會亦不相信教育。複由教育家致全力醫學、農學兩種與社會密切關係之科學，使社會知其利益，其後遂得社會之相信。故欲求學術之應用，必須使教育與社會密接。至我國社會之不相信教育，固由社會與教育隔膜。然農業學生，其所學得之學問，反不如老農。工業學生亦然，一經實用，其成績反不如一小匠。故欲求社會之相信教育，非教育家注意于上述事情而改良之不可。

　　鄙意以為以後辦學，務使社會明瞭教育內容，深知舍教育以外，不足以培成社會上經營各項事業之人才，及深信教育在社會上之實益。欲做到此層工夫，辦農業學校，宜在鄉間，辦工業學校，宜在省城。為教員者，又宜認真訓練學生，作育人才。今社會上感覺舊學者不如新學者，則教育自然得社會之相用。又廣州以絲業著名，應辦蠶業學校。潮州富於水產，應辦水產學校。北江多森林，應辦農業學校。若在潮州辦農校，在北江辦蠶業學校，在廣州辦水產學校，則其所學非應所在地社會之要求，其學術之應用頗易自減，而教育力因以不大。前者言欲，用學術之應用效力大，而令社會瞭解內容，後者言欲學術應用力大，不可不適應社會之要求。推而言之，而我國各學校所授之經濟學，若多用外國理論的，不及國內經濟狀況，蓋此種教授，實屬無稗實用也。又如動、植物學，其分配種數，雖甚清晰，而對於我國地方種類，多付闕如，亦有何大用之處。故學術與社會分離，是死學術，學術與社會合，方是活學術。教育與社會離合，于學術應用效力之關係有如此者。

　　（四）文化普及的效力。我國教育與社會分離，教育對於社會，亦取閉關主義，而廣東尤甚。故學校門首，多有掛「學校重地，閒人免進」……等牌，不准外人窺看，人以為內中有不可告人之處。不知凡學校圖書館等，宜令人人皆可入內參觀，使人人皆得增進知識，社會得漸漸改善。故外國圖書館，通俗演講，均取開放主義，無論何人均可入內觀聽。我國直採取此法，使教育與社會合。否則教一千學生只一千學生受益耳，詎能希望文化普及乎！以上種種不好之處，皆就教育與社會分離而言。今後希望教育與社會打成一片，使教育效力宏博，則幸甚，幸甚！

　　署名：陳獨秀
　　《廣東群報》
　　 1921年1月21至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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