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感錄|陳獨秀_學達書庫

隨感錄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勞工神聖與罷工

　　常常聽見人說：你們一方面提倡勞工神聖，一方面又提倡罷工或提倡減少工作時間，豈不是自相矛盾嗎？像這種頭腦不清的說話，一班頭腦不清的人或者以為很有道理。但是要曉得我們所崇拜的勞工神聖，是說勞動者為社會做的工——即全社會所享用的衣食住及交通機關——是神聖事業，不是說勞動者拼命替資本家增加財產是神聖事業。為資本家做工是奴隸事業，為社會做工是神聖事業，頭腦清楚的人應該懂得這個區別。我們提倡罷工或減少工作時間，正因為現時生產制度下的奴隸事業玷辱了「勞工神聖」這四個字。可見提倡罷工或減少工作時間和提倡勞工神聖是一致的，不是矛盾的。我盼望社會上要把這個道理弄清楚，免得思想新的資本家又來假勞工神聖的名義欺騙勞動者，替他拼命做工。

　　主義與努力

　　我們行船時，一須定方向，二須努力。不努力自然達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將要走到何處去？

　　我看見有許多青年只是把主義掛在口上不去做實際的努力，因此我曾說：「我們改造社會是要在實際上把他的弊病一點一滴一樁一件一層一層漸漸的消滅去，不是用一個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夠叫他立時消滅的。」又曾說：「無論在何制度之下，人類底幸福，社會底文明，都是一點一滴地努力創造出來的，不是像魔術師畫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會從天上落下來。」這些話本是專為空談主義不去努力實行的人而發的，譬如船夫只定方向不努力，船如何行得，如何達到方向所在。

　　但現在有一班妄人誤會了我的意思，主張辦實事，不要談什麼主義什麼制度。主義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後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

　　我敢說，改造社會和行船一樣，定方向與努力二者缺一不可。

　　「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這話真是不錯。

　　革命與作亂

　　我們為什麼要革命？是因為現社會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段。革命不過是手段不是目的，除舊佈新才是目的。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誤以手段為目的，那便大錯而特錯。政治革命是要出於有知識有職業的市民，社會革命是要出於有組織的生產勞動者，然後才有效果。若是用金錢煽動社會上最不良的分子（無職業不生產的流氓地痞盜賊）來革命，這種無目的之革命，不能算革命，只能算作亂。革命底目的是除舊佈新，是要革去舊的換新的，是要從壞處向好處革，若用極惡劣的分子來革命，便是從好處向壞處革了；那麼，我們為什麼要革命？

　　革命是神聖事業，是不應該許社會上惡劣分子冒牌的呀！

　　民主黨與共產黨

　　民主主義是什麼？乃是資本階級在從前拿他來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現在拿他來欺騙世人把持政權底詭計。在從前政治革命時代，他打倒封建主義底功勞，我們自然不能否認；在封建主義未倒底國裡，就是現在我們也不絕對的反對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錯而特錯。資本和勞動兩階級未消滅以前，他兩階級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從那裡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國民都化為資本家或都化為勞動者才真有全民意這件東西存在，不然，無論在何國家裡，都只有階級意黨派意，絕對沒有全民意。民主主義只能夠代表資產階級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党底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勞動階級底意，他們往往拿全民意來反對社會主義，說社會主義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這都是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計。

　　請看哈爾濱俄舊党《光明報》記者和上海《時事新報》記者底談話（見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時事新報》哈爾濱特約通信），這班民主派欺騙世人的詭計便完全暴露出來了。他說：「我們非社會黨的主張，就是要在遠東建立一真正民主的共和國，決不贊成建立共產主義的國家。」又說：「至於日本呢，我相信他能幫助我們。」又說：「謝米諾夫卻是真正的民主黨，現在只有他一人抵禦共產黨。」又說：「不論是美國，是日本，他們取得中東路權之後，總沒有我們俄國人好。」又說：「中國取消俄使領，是不應當的。現在俄國人沒有一個滿意中國的審判廳的。」

　　由他這些說話，我們看出兩件事：（一）原來反對共產黨底真正民主黨就是謝米諾夫這樣貪鄙不法的人物；（二）原來民主黨對中國底外交，和共產黨放棄中東路權、放棄領事裁判權恰恰相反。

　　提高與普及

　　一國底學術不提高固然沒有高等文化，不普及那便是使一國底文化成了貴族的而非平民的，這兩樣自然是不能偏廢。適之先生對於大學生主張程度提高，理論上自然是正當，別人駁他的話，我看都不十分中肯。我對於這個問題有兩種感想：

　　（一）大學程度固然要提高，同時也要普及，提高而普及的方法，就是全國多設大學，各大學中多收絕對不限資格的自由旁聽生。學術界自然不能免只有極少數人享有的部分，但這種貴族式的古董式的部分，總得使他儘量減少才好。

　　（二）專就北京大學學生而論，現在低的還沒有，如何去提高？我覺得眼前不必急於提高，乃急於實實在在的整頓各科底基礎學。歷來北大底畢業生有幾個能自由譯讀西文參考書的，有幾個基礎的普通科學習得完備的？蔡孑民先生到北大以後，理科方面並不比從前發展，文科方面號稱發展一點，其實也是假的，因為沒有基礎學的緣故。沒有基礎學又不能讀西文書，仍舊拿中國舊哲學舊文學中昏亂的思想，來高談哲學文學，是何等危險！我勸適之先生別高談什麼提高不提高，趕快教朱謙之、易家鉞一流學生多習點基礎科學，多讀點外國文，好進而研究有條理的哲學，好醫醫他們無條理的昏亂思想罷！

　　我這兩種感想適之先生以為如何？

　　無意識的舉動

　　倒軍閥，我們是贊成的，但是倒一軍閥成一軍閥，實在是無意識的舉動。戰爭我們雖然不絕對的反對，但是無主義的地盤戰爭，實在是無意識的舉動。各省自治運動我們也很贊成，但是混合一班腐敗官僚，安、政餘孽，爛汙政客，警察偵探，運動省自治，實在是無意識的舉動。廣州人趕去一班政客官僚，我們固然很贊成，但是他們又迎去一班政客官僚，實在是無意識的舉動。各地學生排日貨，我們固然不反對，但是去年天津學生今年河南學生強迫販賣日貨商人遊街，實在是無意識的舉動。政局統一，我們也不反對，但是贊成現政府統一中國，實際上就是日本間接的統一中國，實在是無意識的舉動。

　　華工

　　英國人自誇說，無論太陽走到何處，都照著英國國旗。我們也可以自誇說，無論太陽走到何處，都照著中國人作工。中國勞動者在國內做的工，除了瞎子都可以看得見，這是不待說的，他們並且散佈到全地球了，地球上五大部洲，到處都有華工底足跡，至於開闢那新舊金山底功勞，更是歷史的偉大。最近一班無恥的軍人、政客各人自誇參戰底功，試問除赴法的華工外什麼人對於參戰有絲毫功跡？我們可以自誇的只有偉大的勞動力這一項，但偏偏有一班心盲的人硬說：「吾輩居今日之中國，欲建立勞動者專政而患無勞動者也。」在外國底華工姑且不論，試問中國國內若無勞動者，我們吃的飯，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車船，是從那裡來的？我想他只有答道：「這些都是資本家做給我們的。」

　　四論上海社會

　　上海社會是那一種人最有勢力？從表面上看來，政治的、經濟的大權不用說都在西洋人手裡，但社會底裡面卻不儘然。大部分工廠勞動者，全部搬運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聽，這一大批活動力很強的市民都在青幫支配之下。去年學生運動時的大罷工已經顯出他們的威信。他們的組織，上海沒有別的團體能比他大，他們老頭子的命令之效力強過工部局。他們所做的罪惡實在不少，上海底秩序安寧可以說操在他們的手裡。他們的團結是跟著物質上生活需要自然發生的，決不能夠全由政治、法律底力量任意將他消滅下去。消滅他們之根本辦法，惟有使各業工會在法律上都公然成立，並且使工會底權力能夠容納他們，團結他們，能夠應他們物質上的生活需要，他們的秘密團結自然會消滅下去。在這一點看起來，上海工會發達不發達，不僅是勞動界利害問題，簡直是上海全社會治安問題。

　　虛無的個人主義及任自然主義

　　上海《時事新報》上所載P．R．君那篇《世界改造原理》，簡直是夢話，簡直是漁獵社會以前之人所說的。人類自有二人以上之結合以來，漸漸社會的發達至於今日，試問物質上精神上那一點不是社會底產物？那一點是純粹的個人的？我們常常有一種特別的見解和一時的嗜好，自以為是個性的，自以為是反社會的，其實都是直接、間接受了環境無數的命令才發生出來的，認賊作子我們那能夠知道！即如P．R．君所謂「不聽命於人」之理想，當真是他個人的理想，絕對未曾聽命於人嗎？不但個人不能夠自己自由解放，就是一團體也不能夠自由解放，福利耶以來之新村運動及中國工讀互助團便因此失敗了。不但一團體不能夠自由解放，就是一國家也不能夠自由解放，羅素先生所以說俄羅斯單獨改革有點危險。不但物質上如此，精神上也是如此。譬如婦女殉夫他自以為個人道德是應該如此的，又如我們生在這資本制度社會裡的人，有幾個人免了掠奪底罪惡，這種可怕的罪惡是個人能夠自由解放的嗎？除了逃到深山和社會完全隔絕，決沒有個人存在之餘地。我所以說P．R．君那篇文章是夢話，是漁獵社會以前之人所說的。

　　至於他反對一切建立一個主義的改造，我試問他反對一切建立一個主義，是否也是一種主義？他主張個人物質的及精神的方面完全解放以後再改造，是否也是一種主義？他所希望的人人各得其所的理想世界，他所希望的乾乾淨淨的人生，是否也是一種主義？我們若是聽命於他的這種無信仰、無歸宿之改造，是否也要「深入一層地獄不能自由超拔的反于本來大路上去」，是否也是「人類聽命於人的改造」方法，是否也要「弄得非常紊亂無限苦惱，造罪作惡總不了悟」呢？

　　我們中國學術文化不發達，就壞在老子以來虛無的個人主義及任自然主義。現在我們萬萬不可再提議這些來遺害青年了。因為虛無的個人主義及任自然主義，非把社會回轉到原人時代不可實現。我們現在的至急需要，是在建立一個比較最適於救濟現社會弊病的主義來努力改造社會；虛無主義及任自然主義，都是叫我們空想、頹唐、紊亂、墮落、反古。

　　署名：獨秀
　　《新青年》第八卷第四號
　　 1920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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