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紀念底價值|陳獨秀

國慶紀念底價值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我們對於一切信仰一切趨赴底事，必須將這事體批評起來確有信仰趨赴底價值，才值得去信仰趨赴，不然便是無意識的盲從或無價值的迷信。

　　我們中華民國雙十節是建設共和國底國慶紀念日，從元年到今年已經是第九次了；其間受反革命的帝制派底壓迫幾乎不成個紀念日底光景曾有好幾次，最明目張膽地強行禁止開會紀念的，就是去年反革命的帝制派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和今年反革命的帝制派上海鎮守使何豐林。在這班反革命的帝制派仇視共和禁止國慶日底紀念，本是當然的事，我們不去論他；但是信仰共和、趨赴共和底人，也要確乎明白紀念這共和國慶日有什麼價值。

　　討論這個問題當分兩層：一是共和底價值，一是中國共和底價值。

　　我們對於共和價值底批評，固然不像反革命的帝制派及無政府党人把共和看得一文不值，也不像一班空想的政論家迷信共和真能夠造成多數幸福。我們十分承認卻只承認共和政治在人類進化史上有相當的價值，法蘭西大革命以前的歐洲，俄羅斯大革命以前的亞洲，打倒封建主義不能說不是他的功勞；但是封建主義倒了，資本主義代之而興，封建主義時代只最少數人得著幸福，資本主義時代也不過次少數人得著幸福，多數人仍然被壓在少數人勢力底下，得不著自由與幸福的。教育是智慧的源泉，資本主義時代底教育是專為少數富家子弟而設，多數貧民是沒有分的；他們的教育方針也是極力要擁護資本主義底學說及習慣的，因此這時代底青年自幼便養成了崇拜資本主義底迷信，以為資本主義是天經地義，資本家是社會不可少的中樞。共和國裡當然要尊重輿論，但輿論每每隨多數的或有力的報紙為轉移，試問世界各共和國底報紙那一家不受資本家支配？有幾家報紙肯幫多數的貧民說話？資本家製造報館，報館製造輿論，試問世界上那一個共和國底輿論不是如此？共和國裡表示民意底最具體的方法就是選舉投票，以財產限制選舉權底國裡不必說了，就是施行普通選舉底國裡，也沒有窮人可以當選底道理，花幾十萬元才得著議員，這是很平常的事。最窮的日本國，最近的議員運動費也必須十萬元左右；相傳有一位極有名望的人主張「理想的選舉」，決計不出運動費，不過他的朋友親戚代他用了酒席車馬費七千元，到處傳為美談；試問這種美談沒有人幫助底窮人得的著嗎？全國底教育、輿論、選舉，都操在少數的資本家手裡，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實際上是金力政治，所以共和底自由幸福多數人是沒有分的。主張實際的多數幸福，只有社會主義的政治。

　　共和政治為少數資本階級所把持，無論那國都是一樣，要用他來造成多數幸福，簡直是妄想。現在多數人都漸漸明白起來要求自己的自由與幸福了，社會主義要起來代替共和政治，也和當年共和政治起來代替封建制度一樣，按諸新陳代謝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運命。

　　我們對於中國共和價值底批評，並不覺得他比別的國共和格外無價值；對於他在中國將來並無希望，也和在別的國一樣或者還要更甚一點。過去的紀念像黃花岡壯烈的犧牲，接著就是十月革命，廢黜君主，建設共和，在中國歷史上不能說不是空前的盛舉。在這一點上看起來，我以為全中國人都應該覺得雙十節的確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紀念日。只可惜這歷史上空前的盛舉是一時偶發的，太沒有持續性（這種現象是中國民族可恐怖的最大弱點），以至於多數人得不著幸福，固屬當然（上面曾說過共和政治不能造成多數幸福）；即使少數人也沒有像歐美中產階級都得著了幸福，自由權利與幸福還是為最少數人所獨佔，直到如今還完全是封建主義恢復了固有的勢力，支配一切。尊祀孔子及武人割據，這兩件事就是封建主義支配一切精神方面及物質方面底明證。中國共和政治所以如此流產底原因，一方面是革命的共和派沒有專政底毅力和遠見，急於和反革命的帝制派攜手遂致自殺了；一方面是一般國民惑于調和底邪說，又誤解共和以為應該給全國民以自由權利連反革命的帝制派也算在內，反革命的帝制派得著了自由，共和政治那有不流產底道理。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會主義，這是社會進化一定的軌道，中國也難以獨異的；現在雖說是共和失敗了封建制度恢復了勢力，但是世界潮流所趨，這封建主義得勢，也不過是一時現象，我以為即在最近的將來，不但封建主義要讓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讓社會主義。在這一點上看起來，除追懷先烈以外，這國慶紀念日已沒有可以令人狂信底價值了。但有人以為由封建而社會主義，中間還必須經過共和時代，所以眼前還是政治問題要緊；又有人以為中國封建式的武人為患，是政治造成的，不是經濟造成的，所以眼前只是政治革命要緊，還不須經濟革命。我看這兩種話都似是而非。由封建而社會主義雖是一定的軌道，然這軌道卻不能夠說必須要經過若干歲月才可以改變方向。西歐共和政治經過長久的歲月底原因：一是西歐的代議制度來源甚古，共和政治比較的容易支持；一是他們社會主義的思想剛與共和同時發生，當時都還迷信共和可以造成多數幸福。現在的東方各國卻和他們情形不同，所以俄羅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會主義代替了，封建和社會主義之間不必經過長久的歲月，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例。至於說中國只須政治革命不必經濟革命，我便有七個疑問：

　　（一）中國社會的資本已集中在最少數的武人官僚手裡，用政治革命手段，是否可以免得由甲派武人官僚手裡底資本轉到乙派武人官僚手裡，是否可以使社會的資本歸社會公有？

　　（二）中國士大夫底人格是否已與封建式的武人同化，他們的政治道德是否可以適用代議制不須人民直接行動，除了多數人的援助他們的力量是否能夠打倒封建式的武人建設共和政治？

　　（三）共和政治是否能夠造成多數幸福？

　　（四）拋棄多數的幸福是否能夠使人心安定共和鞏固？

　　（五）中國此時資本家生產制還未十分發達的時候，是否應該乘機創設社會的工業，是否應該提倡私人的工業釀成經濟不平等之危機？

　　（六）中國除了勞動界有了階級的覺悟，組織強大的革命團體，絕對打破資本家生產制，有何方法可以抵制外國由經濟的侵略進而為政治的侵略？

　　（七）單是政治革命，能否解決官、匪、政客、遊民、兵過多底問題？

　　我不但不反對政治的革命，而且很盼望他早日實現；但我斷然不能迷信他能夠將中國從危險中救出；若有人迷信他，說中國此時只須政治革命不須經濟革命，我便要請他解答上面的七個疑問。

　　以上所討論的共和底價值和中國共和底價值，似乎都是我們在國慶紀念日應有的覺悟。

　　署名：陳獨秀
　　《新青年》第八卷第三號
　　 1920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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