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感錄|陳獨秀_學達書庫

隨感錄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

　　法律與言論自由

　　法律是為保守現在的文明，言論自由是為創造將來的文明；現在的文明現在的法律，也都是從前的言論自由，對於他同時的法律文明批評反抗創造出來的；言論自由是父母，法律文明是兒子，歷代相傳，好像祖孫父子一樣；最奇怪的是舊言論自由造成了現在的法律文明，每每不喜歡想創造將來法律文明的新言論自由出現；好像一個兒子，他從前並不孝順父母，到了他做父母的時候，他的兒子稍有點意思不和他一樣，他便要辦他兒子忤逆不孝的罪；認真嚴辦起來、豈不要斷絕後代！

　　世界上有一種政府，自己不守法律，還要壓迫人民並不違背法律的言論，我們現在不去論他，我們要記住的正是政府一方面自己應該遵守法律，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內的言論自由，並且不宜壓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言論自由」。法律只應拘束人民的行為，不應拘束人民的言論；因為言論要有逾越現行法律以外的絕對自由，才能夠發見現在文明的弊端，現在法律的缺點。言論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論若是不自由，言論若是沒有「違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現在的文明，現在的法律，決不能夠創造比現在更好的文明，比現在更好的法律。像這種保守停滯的國家社會，不但自己不能獨立創造文明，就是跟著別人的文明一同進步，也不容易。

　　過激派與世界和平

　　俄國Lenin一派的Bolsheviki的由來，乃是從前俄國的社會民主黨在瑞典都城Stockholm開秘密會議的時候，因為要不要和Bourgeoisie（工商社會）謀妥協的問題，黨中分為兩派，Lenin一班人不主張妥協的竟占了多數，因此叫做Bolsheviki，英文叫做Major group（多數派），乃是對於少數派（英文叫做Lesser group）Mensheviki的名稱，並非是什麼過激不過激的意思。日本人硬把Bolsheviki叫做過激派，和各國的政府資本家痛恨他，都是說他擾亂世界和平。Bolsheviki是不是擾亂世界和平，暫且不去論他，痛恨Bolsheviki的各強國，天天在那裡侵略弱小國的土地利權，是不是擾亂世界和平，我們暫且也不去論他；那第一叫我們覺悟，叫我們注意的，有兩件事：

　　（一）反對Bolsheviki的渥木斯克政府，居然無理拿大炮來打我們的軍艦，又拿中、俄、蒙條約來抗議蒙古取消自治。

　　（二）反對李普克內希所創斯巴達苦司黨（他們的主張和Bolsheviki相同，都是馬克司派，都想建設勞農政府）的德國的現政府，又在那裡鼓吹德意志帝國主義，又在那裡討論擴充海軍預算等。

　　擾亂世界和平，自然是極大的罪惡，Bolsheviki是不是擾亂世界和平，全靠事實證明，用不著我們辯護或攻擊；我們冷眼旁觀的，恐怕正是反對Bolsheviki的先生們出來擾亂世界和平！換一方面說：Bolshevikism的內容，和他們如果得志思想上有無變遷，能不能叫世界和平，固然沒有人能夠斷定；但是現在反對他們的人，還仍舊抱著軍國侵略主義，去不掉個人的、一階級的、一國家的利己思想（日本壓迫朝鮮，想強佔青島的土地和山東的經濟利權，就是一個顯例），如何能夠造成世界和平呢？

　　調和論與舊道德

　　現在社會上有兩種很流行而不祥的論調，也可以說是社會的弱點：（一）是不比較新的和舊的實質上的是非，只管空說太新也不好，太舊也不好，總要新舊調和才好；見識稍高的人，又說沒有新舊截然分離的境界，只有新舊調和遞變的境界，因此要把「新舊調和論」號召天下。（一）是說物質的科學是新的好西洋的好，道德是舊的好中國固有的好。這兩層意見，和我們新文化運動及思想改造上很有關係，我們應當有詳細的討論，現在姑且簡單說幾句。

　　新舊因調和而遞變，無顯明的界線可以截然分離，這是思想文化史上的自然現象，不是思想文化本身上新舊比較的實質。這種現象是文化史上不幸的現象，是人類惰性的作用；這種現象不但在時間上不能截然分離，即在空間上也實際同時存在：同一人數中，各民族思想文化的新舊不能用時代劃分，同一民族中，各社會各分子思想文化的新舊，也不能用時代劃分，這等萬有不齊新舊雜糅的社會現象，乃是因為人類社會中惰性較深的劣等民族劣等分子，不能和優級民族優級分子同時革新進化的緣故；我們抱著改良社會志願的人，固然可以據進化史上不幸的事實，敘述他悲憫他實在是如此，不忍心幸災樂禍得意揚揚的主張他應該如此。譬如人類本能上，有侵略、獨佔、利己、忌妒、爭殺、虛偽、欺詐等等惡德，也沒有人能不承認是實在如此。然斷乎沒有人肯主張應該如此。惰性也是人類本能上一種惡德，是人類文明進化上一種障礙，新舊雜糅調和緩進的現象，正是這種惡德這種障礙造成的；所以新舊調和只可說是由人類惰性上自然發生的一種不幸的現象，不可說是社會進化上一種應該如此的道理；若是助紂為虐，把他當做指導社會應該如此的一種主義主張，那便誤盡蒼生了。譬如貨物買賣，討價十元，還價三元，最後的結果是五元，討價若是五元，最後的結果不過二元五角；社會進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新的主張十分，社會惰性當初只能夠承認三分，最後自然的結果是五分；若是照調和論者的意見，自始就主張五分，最後自然的結果只有二分五，如此社會進化上所受二分五的損失，豈不是調和論的罪惡嗎？所以調和論只能看做客觀的自然現象，不能當做主觀的故意主張。

　　再說到道德問題。這是人類進化上重要的一件事。現在人類社會種種不幸的現象，大半因為道德不進步，這是一種普通的現象，卻不限於西洋、東洋。近幾百年，西洋物質的科學進步很快，而道德的進步卻跟他不上；這不是因為西洋人只重科學不重道德，乃因為道德是人類本能和情感上的作用，不能像知識那樣容易進步。根于人類本能上光明方面的相愛、互助、同情心、利他心、公共心等道德，不容易發達，乃是因為受了本能上黑暗方面的虛偽、忌妒、侵奪、爭殺、獨佔心、利己心、私有心等不道德難以減少的牽制；這是人類普通的現象，各民族都是一樣，卻不限於東洋、西洋。我們希望道德革新，正是因為中國和西洋的舊道德觀念都不徹底，不但不徹底，而且有助長人類本能上不道德的黑暗方面的部分，所以東西洋自古到今的歷史，每頁都寫滿了社會上、政治上悲慘不安的狀態，我們不懂得舊道德的功效在那裡；我們主張的新道德，正是要徹底發達人類本能上光明方面，徹底消滅本能上黑暗方面，來救濟全社會悲慘不安的狀態，舊道德是我們不能滿足的了。所以若說道德是舊的好，是中國固有的好，簡直是夢話。舊的中國固有的道德是什麼，好處在那裡？勤儉二字用在道德的行為上，自然是新舊道德都有的，不算舊道德的特色；若是用在不道德的行為上，像那刻薄成家的守財奴，勤儉都是他作惡的工具，如何算是道德的標準呢？忠、孝、貞節三樣，卻是中國固有的舊道德，中國的禮教（祭祀教孝、男女防閑，是禮教的大精神）、綱常、風俗、政治、法律，都是從這三樣道德演繹出來的；中國人的虛偽（喪禮最甚）、利己、缺乏公共心、平等觀，就是這三樣舊道德助長成功的；中國人分裂的生活（男女最甚），偏枯的現象（君對於臣的絕對權，政府官吏對於人民的絕對權，父母對於子女的絕對權，夫對於妻、男對於女的絕對權，主人對於奴婢的絕對權），一方無理壓制一方盲目服從的社會，也都是這三樣道德教訓出來的；中國歷史上、現社會上種種悲慘不安的狀態，也都是這三樣道德在那裡作怪。

　　章行嚴先生說：「中國人之思想，動欲為聖賢、為王者、為天吏、作君、作師，不肯自降其身，僅求為社會之一分子，盡我一分子之義務，與其餘分子同心戮力，共齊其家，共治其國，共平天下。」這種偏枯專制，沒有人己平等的思想，也正是舊道德造成的。這種道德就是達到他「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的理想，也只是分裂的生活，利己的社會；去那富於同情心、利他心、相愛互助全社會公同生活的理想，還遠的很，所以我們對於中國固有的舊道德，不能滿足。西洋的男子遊惰好利，女人奢侈賣淫，戰爭、罷工種種悲慘不安的事，那一樣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舊道德造成的？現在他們前途的光明，正在要拋棄私有制度之下的一個人、一階級、一國家利己主義的舊道德，開發那公有、互助、富於同情心、利他心的新道德，才可望將戰爭、罷工、好利、賣淫等等悲慘不安的事止住；倘若他們主張物質上應當開新，道德上應當復舊，豈不是「抱薪救火，揚湯止沸！」

　　「籠統」與「以耳代目」

　　頭腦不清的人評論事，每每好犯「籠統」和「以耳代目」兩樣毛病。這兩樣毛病的根原，用新術語說起來，就是缺乏「實驗觀念」，用陳語說起來，就是「不求甚解」。這種不求甚解的脾氣，和我們中國人思想學術不發達的關係很大，詳細說起來，不但太長，而且要惹出許多無謂的是非和可笑的辯論，現在且舉一個極淺顯的例：

　　幾十年前，毫無教育、腦筋極簡單的蠢男女，對於一切學堂都叫做武備學堂，一切報紙都叫做《申報》，一切新派的人都叫做吃洋教的，像這樣不求甚解，像這樣「籠統」，這樣「以耳代目」，你說可笑不可笑！

　　我真想不到現在北京竟有一班士大夫，攻擊蔡孑民先生說他是耶穌教徒；又有一班留美學生，攻擊胡適之先生，也說他是一個耶穌教徒。蔡、胡兩先生是不是耶穌教徒，他們曾在本志發表的文章可以證明，硬相信他們是耶穌教徒，未免犯了「以耳代目」的毛病；即令他們的確是耶穌教徒，也不算什麼錯處，拿這個來做攻擊的材料，未免犯了「籠統」的毛病。

　　我並不是替蔡、胡二人辯護，他們也用不著我辯護，我所傷感的是中國現在的士大夫、留學生，還是和幾十年前毫無教育、腦筋極簡單的蠢男女一樣！

　　留學生

　　日本歷史上，有兩次派遣留學生的事：一次是古代派到中國，一次是現代派到西洋。這兩次的留學生，在日本文化史上，都有重大的位置，簡直可以說日本全部文化史，都是這兩次留學生造成的。我們中國派遣學生出洋的時間、人數都不算很少，東洋留學生和中國文化史未必有什麼關係，和中國賣國史卻是關係很深了。西洋留學生除馬眉叔、嚴幾道、王亮疇、章行嚴、胡適之幾個人以外，和中國文化史又有什麼關係呢？這班留學生對於近來的新文化運動，他們的成績，恐怕還要在國內大學學生、中學學生的底下（至於那反對新文化的老少留學生，自然又當別論）。這是什麼緣故？各部裡每月用幾百張紙錢，可憐裹住了多少英雄！我奉勸已回國未回國的留學生諸君，別拋棄你自己在中國文化史上的位置！

　　段派，曹、陸，安福俱樂部

　　那個軍人不橫暴不搶錢？那個官僚不賣國肥家？那個政客不結黨營私？我們從前專門罵段派，罵曹、陸，罵安福俱樂部，以為中國人要算這班分子最壞，中國必斷送在他們手裡；以為別的軍人，別的官僚，別的政客，總要比他們好些，其實這種觀察是一偏之見，大錯而特錯。

　　南京、武昌、廣州也都禁止國民愛國運動，拘捕學生，打傷學生，比北京還要利害。廣州的護法軍人居然趕跑了議員，打毀了報館，槍斃了主筆；北海的魚都飛了，佛也跑了，河間府的田地現在也買不著了；南昌的商會叫苦連天；全國督軍的荷包都滿了；吳佩孚一旦做了湖南督軍，假面就會揭穿。我們為什麼專門反對段派呢？

　　中國實業公司是些什麼人主持，在那裡內外勾結大賣而特賣呢？北京的中、交票是何人弄到這步田地，現在還設法阻礙他兌現呢？「新華儲蓄」的功德是誰做的呢？各條鐵路是那一系的人把持舞弊弄到這步田地呢？北京□□胡同新造的大洋房，這錢是從那裡來的？軍事協定究竟有沒有得過日本賄賂的人？北方官場中能找得出幾個像董康那樣乾淨的人呢？南方官場中能找得出幾個像伍廷芳那樣乾淨的人呢？我們為什麼專門反對曹、陸？

　　上海某某製藥公司是那些人幫他運動註冊的？第一次北方議和代表用的八十萬，南方代表都毫無沾染？倪嗣沖鹽斤加價的事，安徽人無不痛心切齒，偏偏有個進步党的首領說是義舉。新思潮的運動，已經很受壓迫了，現在又加上一個國民黨的要人大罵無產社會，說是：「將來之隱患」、「大亂之道」。廣東財政廳，鹽運使，關稅餘款，西南銀行的問題，鬧得鴨屎臭；北京固然是一派人的家天下，廣州也是政學會的家天下；軍人反對舊國會的軍政府改組案，不是他們指使的嗎？他們上海的機關報，現在開始攻擊新文化運動了。我們為什麼專門反對安福俱樂部？

　　我並不是為段派、曹陸、安福部辯護，我只希望我們青年國民要有徹底的覺悟。所謂徹底的覺悟，並不是要來徹底的攻擊他們，是要一方面徹底的覺悟他們都不可靠，一方面徹底的覺悟只有我們自己可靠。不管他們怎樣橫暴貪污，只要我們自己萬萬不可再像他們那樣橫暴貪污，從自己個人起，要造成完全公正廉潔的人格，再由自己個人延長漸漸造成公正廉潔的社會。這公正廉潔的部分漸漸延長，那橫暴貪污的部分自然就漸漸縮小。照這樣辦法，雖說過於遲緩，就怕比用特別大氣力、求急速改造社會的效果還大，還要實在。就是攻擊他們，也不可偏責一方，因為他們通是一路的人，若是責甲恕乙，不但甲心不服，乙必暗笑這班書生容易欺騙。

　　署名：陳獨秀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

　　1919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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