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怎樣？|陳獨秀

我們應該怎樣？

　　——錄少年中國學會會務報告（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我們人類的生活誠然是煩悶的生活，是不是永久煩悶固然不敢斷定。今日以前和將來幾世紀以內恐怕仍然免不掉煩悶。那醉生夢死生活自覺力和下等動物相等的人，現在不去論他。一班有自覺智力的人，對這煩悶生活，有二種危險的人生觀：

　　（一）順世墮落的樂觀主義

　　（二）厭世自殺的悲觀主義

　　抱第一種主義的人，是看透人類種種黑暗的本性，而且覺得決沒有改進的希望。抱第二種主義的人，是誤在高視人類，以為他生來的善良靈貴和別種動物不同，而眼見的周圍事實，卻大為失望。這兩種人對於人生的觀察，都是沒有徹底，而且沒有勇氣，所以不堪煩悶生活的痛苦，便自然發生這兩種危險的人生觀。

　　我們若是覺得個人和社會還有繼續存在的價值，這兩種危險的人生觀，有時雖有用處，卻不可做社會中個人普遍的唯一信仰。

　　在生物學上看起來，人類也是一種物。人性黑暗的方面，像貪得、利己、忌妒、爭殺等，和別種動物是一樣，並不比他們高明。而且有虛偽、欺詐的特長，比別種動物更壞。但是人性光明的方面，像相愛、互助等，也和別種脊椎動物一樣，而且比他們更是發達。至於分別及抉擇善惡的心靈作用（即道德意識），或者可以說是人類獨有的本能。若是人類沒有這種先天的本能，那幾個聖賢的教訓，必然毫無效果。

　　順世和厭世主義的兩種人，都只見得人類黑暗的一面，沒有留心那光明的一面。就是留過心，若是沒有努力改造的勇氣和自信心，也必定自然而然走到那順世墮落或厭世自殺的境界。我們要逃出這兩種境界，首先對於人性必須有黑暗光明兩方面徹底的觀察和承認。其次的需要，就是努力改造世界的勇氣和自信心。社會中有勇氣和自信心的先知先覺，應該用個人的努力，漸漸減少人性黑暗的方面，漸漸發展人性光明的方面。

　　我相信這種努力，不但可以喚醒沒有生活自覺力的人，並且可以指導一班有自覺力而膽怯的人，叫他們都拋棄那「順世墮落的樂觀主義」和「厭世自殺的悲觀主義」，都來跟著努力的人信仰這「愛世努力的改造主義」和人類種種黑暗奮鬥。到了這種「愛世努力的改造主義」成了社會中個人普遍的唯一信仰，這時代的人類，就快脫離煩悶生活的時代不遠了。

　　有一班研究生物進化的人說：生物中的人類肉體上精神上一方面可說是進化，一方面也可說是墮落。所謂道德的意識，被和一般動物同樣的貪殘利己心及生活困難逼迫而去，這便是人類墮落，以至於將來自滅的原因，無論如何努力，恐怕終久達不到改造的目的，也就終久免不掉滅亡的運命。我看這種疑問，誠然是很有價值的疑問，但是這班人也只見得人類黑暗的方面，沒有留心那光明的方面。我總相信由我們個人的努力，拿光明的方面去改造那黑暗的方面，不見得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我相信他可能，是有兩個證據：

　　（一）在理論上說起。我們若不能否認相愛、互助，及分別抉擇善惡的心靈作用，也是一種人種的本能，便不能斷定沒有改造希望。況且我們自己既然發見了自己墮落以至滅亡的原因，這就是人類最可寶貴的心靈作用，這就是人類或者不至滅亡的幸運，這就是我們自己有改造自己的可能性的證據。

　　（二）在事實上看起來。自從始祖以至現在，我們個人的肉體、精神，和社會的組織，都曾經時時努力時時改造時時進化，未嘗間斷。就是那最難改造的道德意識，也沒有人能說毫無成績。拿過去現在推測將來，何至叫我們絕望呢？至於生活困難，大部分是因為社會組織及經濟制度不良，和人類本性上的黑暗無關，更沒有不能改造的道理。

　　現在時代的國際強權，政治的罪惡，私有財產的罪惡，戰爭的黑暗，階級的不平（貧富男女貴賤官民尊卑名分等問題，都包含在內），以及種種不近情理不合人類自然生活的法律道德，四面黑暗將我們團團圍住，不用說這都是我們本性上黑暗方面和一般動物同樣的貪殘利己心造成的惡果。有這些惡果，才造成我們現在這樣難堪的煩悶生活。不用說這些惡果不是一時造成的，也自然不是一時能夠除去的了。但是總可以由個人的努力，奮鬥，利用人性上光明的方面，去改造那黑暗的方面，將造成這些惡果的惡因減少，這惡果便自然減少，他減少的程度和遲速，自然以我們努力的強弱為標準了。

　　我們的煩悶生活，將來可不可以完全脫離，都是個難以解答的疑問。但是由我們的努力改造能夠比現在逐漸減少，這是可以相信不疑的。若是我們妄想以為上說的國際強權那些惡果一齊除去，我們便完全享受幸福，便完全脫離煩悶生活，這是和中國人起初妄想以為清朝倒了人民便有自由幸福，後來又妄想以為袁世凱倒了人民便有自由幸福同一謬誤。人類本性上黑暗方面一日不掃除乾淨，個人的努力改造一日不能休息。一民族不努力改造，一民族必墮落以至滅亡。人類不努力改造，人類必墮落以至滅亡。努力改造縱然不能將人性上黑暗方面和煩悶生活完全掃除，總可以叫他比現在逐漸減少，除此便沒有救濟墮落以至滅亡的方法。我所以敢說，我們應該把「愛世努力的改造主義」當做社會中個人普遍的唯一信仰。

　　署名：陳獨秀

　　《新青年》第六卷第四號

　　1919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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