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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北京大學的謠言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迷頑可憐的國故黨,看見《新青年》雜誌裡面,有幾篇大學教習做的文章,他們因為反對《新青年》,便對大學造了種種謠言,其實連影兒也沒有。這種謠言傳得很遠,大家都信以為真,因此北京、上海各報,也就加了許多批評。

  上海《時事新報》說道:「今以出版物之關係,而國立之大學教員被驅逐,則思想自由何在?學說自由何在?以堂堂一國學術精華所萃之學府,無端遭此侮辱,吾不遑為陳、胡諸君惜,吾不禁為吾國學術前途危。願全國學界對於此事速加以確實調查,而謀取以對付之方法;毋使莊嚴神聖之教育機關,永被此暗無天日之虐待也。」

  上海《中華新報》說道:「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等創文學革命之論,那般老腐敗怕威信失墜,飯碗打破,遂拼命為軌道外的反對,利用他狗屁不值人家一錢的權力,要想用『驅逐』二字嚇人。這本來是他們的人格問題,真不值汙我這枝筆。」

  《中華新報》又說道:「北京非首善之區乎?大學校非所謂神聖之學府乎?今之當局者非以文治號召中外者乎?其待士也如此。嗚呼!我有以知其前途矣。」

  《中華新報》又說道:「自此事之起,輿論界及一般新教育界,當然義憤之極,以為這是辱沒了學者,四君等當然不能受此奇恥。惟記者以為究竟是誰的恥辱?與其曰受者之恥辱,毋寧曰施者之恥辱,與其曰四君等之恥辱,毋寧曰中國全體民族之恥辱。」

  上海《民國日報》說道:「自蔡孑民君長北京大學而後,殘清腐敗,始掃地以盡(中略)而其出版品如《新青年》、《新潮》等,尤於舉世簡陋自封之中,獨開中國學術思想之新紀元。舉國學者,方奔赴弗遑,作同聲之應,以相發輝光大,培國家之大本,立學術之宏基,不圖發軔方始,主其事者之數人,竟為惡政治勢力所擯,而遂棄此大學以去也。」

  《北京晨報》說道:「思想自由,講學自由,尤屬神聖不可侵犯之事。安得以強力遏抑?稍文明之國家,當不至有此怪謬之事實。故連日每有所聞,未敢據以登載。嗣經詳細調查,知此說實絕無影響。不過因頑舊者流,疾視新派,又不能光明磊落在學理上相為辯爭。故造此流言,聊且快意而已。」

  北京《國民公報》說道:「今日之新思想,實有一種不可過抑之潛勢力。必欲逆此勢力而與之抗,徒然增一番新舊之衝突而已。(中略)昧者不察,對於新者,嫉之若仇。果使舊思想在今日有可以存之理由,記者亦將是認之,而無如其否也。記者往嘗讀書,常懷一疑問,聞孔孟之言,何以不許人有是否於其間?昔日之帝王實以是術愚民,今而後非其時矣。」

  對於新思想存在的價值,和政府不當干涉言論思想的理由,上海、北京各報都說得很痛決,無須我再說。而且政府並沒有干涉,更不必「無的放矢」了。但是對於國故党造謠的心理,我卻有點感想。

  這感想是什麼呢?就是中國人有「倚靠權勢」、「暗地造謠」兩種惡根性。對待反對派,決不拿出自己的知識本領來正正堂堂地爭辯,總喜歡用「倚靠權勢」、「暗地造謠」兩種武器。民國八年以來的政象,除了這兩種惡根性流行以外,還有別樣正當的政治活動嗎?此次迷頑可憐的國故党,對於大學製造謠言,也就是這兩種惡根性的表現。

  這班國故黨中,現在我們知道的,只有《新申報》裡《荊生》的著者林琴南和《神州日報》的通信記者張厚載兩人。林琴南懷恨《新青年》,就因為他們反對孔教和舊文學。其實林琴南所作的筆記和所譯的小說,在真正舊文學家看起來,也就不舊不雅了。他所崇拜所希望的那位偉丈夫荊生,正是孔夫子不願會見的陽貨一流人物。這兩件事,要請林先生拿出良心來仔細思量!

  張厚載因為舊戲問題,和《新青年》反對,這事盡可從容辯論,不必藉傳播謠言來中傷異己。若說是無心傳播,試問身為大學學生,對於本校的新聞,還要閉著眼睛說夢話,做那「無聊的通信」(這是張厚載對胡適君謝罪信裡的話,見十日《北京大學日刊》),豈不失了新聞記者的資格嗎?若說是有心傳播,更要發生人格問題了!

  《新青年》所討論的,不過是文學孔教、戲劇、守節、扶乩這幾個很平常問題,並不算什麼新奇的議論。以後世界新思想的潮流,將要湧到中國來的很多。我盼望大家只可據理爭辯,不用那「倚靠權勢」、「暗地造謠」兩種武器才好。

  署名:隻眼

  《每週評論》第十三號

  1919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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