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問《東方雜誌》記者|陳獨秀

質問《東方雜誌》記者

　　——《東方雜誌》與復辟問題（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

　　《東方雜誌》第十五卷六號，譯載日本《東亞之光》雜誌《中西文明之評判》一文，同號該志論文《功利主義與學術》，又四號該志之《迷亂之現代人心》，皆持相類之論調。《東方》記者既譯載此文，又別著論文援引而是證之，其意可見矣。餘對於此等論調，頗有疑點；條列下方，謹乞《東方》記者之賜教：

　　（1）《中西文明之評判》文中，其重要部分，為徵引德人台裡烏司氏評論中國人胡某之著作。按歐戰前後類於此等著書，惟辜鴻銘氏有之，日本人讀漢音辜胡相似，其或以此致誤。辜老先生之言論宗旨，國人之所知也，《東方》記者其與辜為同志耶？敢問。

　　（2）弗蘭士氏謂：台裡烏司氏承認孔子倫理之優越；又云：胡君對於民主的美國寧對於德國之同情較多。夫孔子之倫理如何，德國之政體如何，辜鴻銘、康有為張勳諸人，固已明白昌言之，《東方》記者亦贊同之否？敢問。

　　（3）《功利主義與學術》文中有言曰：「二十年來，有民權自由之說，有立憲共和之說；民權之與自由，立憲之與共和，在歐美人為之，或用以去其封建神權之舊制，或藉以實現人道正義之理想，宜若非功利主義所能賅括矣。而吾國人不然，其有取乎此者，亦以以盛強著稱于世之歐美人嘗經過此階級，吾欲比隆歐美而享盛強之幸福，不可不步趨其軌轍耳。」誠如《東方》記者之言，豈主張國人反對民權自由，反對立憲共和，不欲比隆歐美不享盛強之幸福耶？敢問。

　　（4）自廣義言之，人世間去功利主義無善行。釋迦之自覺覺他，孔子之言禮立教，耶穌之殺身救世，與夫主張民權自由立憲共和諸說，以去封建神權之革命家，以及《東方》記者痛斥功利主義之有害學術，非皆以有功于國有利於群為目的乎？餘固徹頭徹尾頌揚功利主義者也。功之反為罪，利之反為害，《東方》記者倘反對功利主義，豈贊成罪害主義者乎？敢問。

　　（5）《東方》記者誤以貪鄙主義，為功利主義，故以權利競爭為政治上之功利主義，以崇拜強權為倫理上之功利主義，以營求高官厚祿為學術上之功利主義，功利主義果如是乎？敢問。

　　（6）《東方》記者謂：「此時之社會，于一切文化制度，已看穿後壁，只赤條條地剩一個穿衣吃飯之目的而已。」夫古今中外之禮法制度，其成立之根本原因，試剝膚以求，有一不直接或間接為穿衣吃飯而設者乎？個人生活必要之維持，必不可以貪鄙責之也。《東方》記者倘薄視穿衣吃飯，以為功利主義之流弊；而何以又言「猶有一事為功利主義妨阻學術之總因，則此主義之作用，能使社會組織劇變，個人生計迫促，而無從容研學之餘暇，是也。」原來《東方》記者亦重視穿衣吃飯如此，豈非與「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之非功利主義相衝突乎？敢問。

　　（7）《東方》記者以反對功利主義故，並利益多數國民之通俗書籍文字而亦反對之；然則《東方》記者之所為文章，何以不模仿周誥殷盤，而書以篆籀，其理由安在？敢問。

　　（8）《東方》記者以反對功利主義故，並教育普及亦而反對之；竟云：「教育普及，而廉價出版物日眾，不特無益學術，而反足以害之。」夫書籍之良否，果悉以售價之高下為標準乎？上海各書局之出版物，售價奇昂，果皆有益於學術者乎？歐美各種小冊叢書，售價極廉，果皆無益於學術者乎？倘謂一國之文化，重在少數人有高深之學，不在教育普及；則歐洲中古寺院教育及今之印度婆羅門亦多碩學奇士，以視現代歐美文化如何？敢問。

　　（9）傖父君《迷亂之現代人心》文中，大意謂：「中國周、孔以來，儒家統一，思想界未聞獨創異說者，此我國之文明，即我國之國基。乃自西洋學說輸入，思想自由，吾人之精神界中，種種龐雜之思想，互相反撥，遂至國基喪失，可謂之精神界之破產；於是發生政治界之強有力主義，此主義即以強力壓倒一切主義主張；當是非淆亂之時，快刀斬亂麻，亦不失為痛快之舉；古人有行之者，秦始皇是也；今人有行之者，德意志是也；惟此種強力，吾國此時尚不可得，乃發生教育界回避是非之實用主義；此主義為免思想界各種主義相反相抵之紛擾，亦自可取；惟其注重物質生活，而棄置精神生活，其弊也。中國胡氏，德人台裡烏司言之頗中肯。吾人今日迷途中之救濟，決不希望陷於混亂矛盾之西洋文明，而當希望于己國固有之文明。」云云。余今有請教于傖父君者：

　　（一）中國學術文化之發達，果以儒家統一以後之漢、魏、唐、宋為盛乎？抑以儒家統一以前之晚周為盛乎？

　　（二）儒家不過學術之一種，倘以儒術統一為國是為文明，在邏輯上學術與儒術之內包外延何以定之？倘以未有獨創異說為國是為文明，將以附和雷同為文明為國是乎？則人間思想界與留聲機器有何區別？

　　（三）歐洲中世，史家所稱黑暗時代也，此時代中耶教思想統一全歐千有餘年，大與中土秦漢以來儒家統一相類；文藝復興後之文明，誠混亂矛盾；然比之中土，比之歐洲中世，優劣如何？

　　（四）近代中國之思想學術，即無歐化輸入，精神界已否破產？假定即未破產，傖父君所謂我國固有之文明與國基，是否有存在之價值？倘力排異說，以保存此固有之文明與國基，能否使吾族適應於二十世紀之生存而不削滅？

　　（五）傖父君謂：「吾人在西洋學說尚未輸入之時，讀聖賢之書，審事物之理，出而論世，則君道若何，臣節若何，……關於名教綱常諸大端，則吾人所以為是者，國人亦皆以為是，雖有智者不能以為非也，雖有強者不能以為非也。」傖父君所謂我國固有之文明與國基，如此如此。請問此種文明，此種國基，倘憂其喪失，憂其破產，而力圖保存之，則共和政體之下，所謂君道臣節名教綱常，當作何解？謂之迷亂，謂之謀叛共和民國，不亦宜乎？

　　（六）傖父君之意，頗以中國此時無強有力者以強刃壓倒一切主義主張為憾；然則洪憲時代，頗有此等景象，傖父君曾稱快否？

　　（七）傖父君謂：「古代教育，皆注重於精神生活；今之教育，則埋沒於物質生活之中。」又云：「吾人今日在迷途中之救濟，決不能希望於自外輸入之西洋文明，而當希望于固有之文明。」請問傖父君古代之精神生活，是否即君道臣節及名教綱常諸大義？或即種種惡臭之生活？（傖父君所稱賞之胡氏著作中，曾謂：中國人不潔之癖即中國人重精神不重物質之證。）西洋文明，於物質生活以外，是否亦有精神文明？我中國除儒家之君道臣節名教綱常以外，是否絕無他種文明？除強以儒教統一外，吾國固有之文明是否免於混亂矛盾？以希望思想界統一故，獨尊儒家而黜百學，是否發揮固有文明之道？傖父君既以為非己國固有文明周公、孔子之道，決不足以救濟中國，而何以於《工藝雜誌》序文中（見第十五卷第四號《東方雜誌》）又云：「國家社會之進行，道德之向上，皆與經濟有密切之關係。而經濟之充裕，其由於工藝之發達。十餘年以來，有運動改革政治者，有主張提倡道德者；鄙人以為工藝苟興，政治道德諸問題，皆迎刃而解。非然者，雖周孔複生，亦將無所措手。」是豈非薄視周公孔子而提倡物質萬能主義乎？今後果不採用西洋文明，而以固有之文明與國基治理中國，他事之進化與否且不論，即此現行無君之共和國體，如何處置？由斯以談，孰為魔鬼？孰為陷吾人於迷亂者？孰為謀叛國憲之罪犯？敢問。

　　（10）《中西文明之評判》之中有云：「此次戰爭，使歐洲文明之權威，大生疑念。」此言果非夢囈乎？敢問。

　　（11）胡氏謂：「中國之文化為完全，較之歐洲文化，著為優良。」又云：「至醇至聖之孔夫子，當有支配全世界之時；彼文人以達于高潔，深玄，禮讓，幸福之唯一可能之道；故諸君（指西洋人）當棄其錯誤之世界觀，而採用中國之世界觀，此諸君唯一之救濟也。」此固不但謂非中國固有之文明，不足以救濟中國，更進一步，而謂「歐洲人非學于我等中國人不可。」（胡氏原語）案辜鴻銘氏夙昔輕視歐洲之文明，即在歐人之倫理觀念（即此文之所謂世界觀），以其不知君道臣節名教綱常諸大義也。辜氏於政治，力尊君主獨裁之大權；不但目共和為叛逆，即英國式之君主立憲，亦屬無道。彼意以為一國中，只應有上諭而不應有憲法。憲法者，不啻侵犯君主神聖，破壞君道臣節名教綱常之怪物也。此等見解之是非，姑且不論；《東方雜誌》記者諸君倘以為是，則發行此志之商務印書館何以不用歐洲文譯中國書，輸出君道臣節名教綱常諸優良文明以救濟世界；卻偏要用中國文譯歐洲書，輸入混亂矛盾之文化，以亂我中國聖人之道，使我中國人思想自由，使我中國人國是喪失，精神界破產，迷亂而不可救濟耶？敢問。

　　（12）台裡烏司氏謂：「歐洲之文化，不合於倫理之用，此胡君之主張，亦殊正當；胡君著作之主旨，實在於此。彼以其二千五百年以來之倫理的國民的經驗，視吾歐人，殆如小兒；吾人傾聽彼之言論，使吾人對於世界觀之大問題，悵然有感矣。」彼迂腐無知識之台裡烏司氏，在德意志人中，料必為崇拜君權反對平民共和主義之怪物，其稱許辜氏之合理與否，茲不必論。獨怪《東方》記者處共和政體之下，竟譯錄辜之言而稱許之。豈以辜氏倫理上之主張為正當耶？敢問。

　　（13）台裡烏司氏謂：「歐洲之道義，全屬物質的。倫理之方面，即以賞罰之概念為主。中國在紀元前五百年，既有大心理學者，從精神之根本動機，說明善為自成與自樂，非依酬報而動者。」按此即倫理學上動機論與功利論之分歧點，亦即中西文化鴻溝之一也。此二者之是非且不論，今所欲論者，動機論之倫理觀，豈中國所獨有而歐洲所無乎？所以造成今日歐洲之莊嚴者，非進化論發達以來，近代Utilitarianism戰勝古代Asceticism．及基督教之效乎？敢問。

　　（14）胡氏謂：「歐洲人在學校所學者，一則曰知識，再則曰知識，三則曰知識；中國人在學校所學者，為君子之道。」夫個人人格之養成，豈不為歐校所重？即按之實際，歐人中人格健全所謂Gentleman者，其數量豈不遠勝於我中國人乎？崇拜孔夫子之中國人，其人格足當君子者，果有幾人？且智力德三者並重，為近代教育之通則；若夫Herbart派之專事外行之陶冶，及胡氏所謂學為君子之道，果為完全教育乎？敢問。

　　（15）台裡烏司氏稱：「中國人三歲之兒童，在學校中學中國大思想家之思想；德國人在學校，于自國文化之高頂，絕不得聞。」夫教兒童以大思想家之思想，果為教育心理學原則之所許乎？試觀中國、印度及回教各民族之兒童教育，皆以誦習古聖經典為重，其效果如何？敢問。

　　（16）台裡烏司氏承認孔子倫理之優越，而視歐西之倫理，為全然物質主義。且推賞胡氏之著作，謂微妙銳利，無逾於此書。而胡書中曾謂中國人不潔之癖，為中國人重精神而不注意於物質之一佐證。不知所謂精神者，為何等不潔之物？敢問。

　　以上疑問，乞《東方》記者一一賜以詳明之解答，慎勿以籠統不中要害不合邏輯之議論見教；籠統議論，固前此《東方》記者黃遠庸君之所痛斥也。

　　署名：陳獨秀

　　《新青年》第五卷第三號

　　1918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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