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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共中央常委諸同志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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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常委諸同志: 國民黨雖然不能長久統治鞏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潰,因此,我們以群眾力量掃蕩他們奪取政權的時機尚未到。在實際行動上若取時機過早的政策,更是錯誤。因此,我以為此時的工農運動,應偏重經濟的鬥爭,當然不回避政治(更不是階級鬥爭與民族爭鬥對峙),以發展我們的實在力量。固然因經濟爭鬥而不避免暴動,尤其在農運非暴動恐難發展。問題是在只能以暴動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為目的,此時尤不可存「以暴動取得政權」的幻想。前在漢口,我對於湘鄂運動,也把這樣的意見告訴過亦農。若飛對於江蘇運動,偏重在奪取城市的政權(有些似毛潤之的意見),他且幻想會占得滬寧。我當時曾表示不贊成。略說了幾句,他似乎還不大以我的意見為然。這如果是他自己的意見,望常委急需糾正!如是常委的意見,我提議要切實討論估計,萬萬不可隨便做政治的暴動,尤其是上海。我見到于革命於黨有危險的,我不得不說,我不能顧忌你們說我是機會主義者。宜興、無錫事件所表現的,也是偏於政治方面,經濟的意味太少了,這樣的暴動,使群眾只看做C與國的政權爭鬥,和國之北伐有什麼不同(我們腦中的不同當然無用)?在各地的運動和暴動中,今後務要使經濟的意味著實加濃,如此才能推動廣大的群眾,如此才能使一般民眾瞭解C與國的顯明的不同。現在一般人都覺得連我也承認是C與國的衝突,而不是農民革命,因為在宣傳上在行動上都未曾表現農民的經濟要求,與群眾的騷動。我以為單是「耕者有其地」這個口號還不夠,因為太文雅了,不能使廣大的農民瞭解,而且農民的痛苦不單是土地問題。我提議用「四不」口號(不繳租、不完糧、不納捐、不還債),更簡明容易喚起廣大的農民群眾,而且又可以通行全國。我們此時若不用最徹底適合於農民自身經濟利益的口號深入農民廣大的群眾,而只是幻想政治的暴動,暴動失敗了(當然的失敗),我們什麼都得不著;並且還會因此使農民離開我們,使國民黨有組織黃色農民協會的可能。宜興、無錫事件報上說是奉了唐生智的命令而做的,不知是反動的宣傳或是幼稚同志的胡來,望注意! 獨秀 十一月十二日 (二) 中央常委諸同志: 昨函諒達。 頃閱中央通告第十三號,所有政治的經濟的政綱,都是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十月革命的政綱,且明言是「武裝暴動的工農革命」;而國際屢次議決案都說:「認為說民族革命已告終,另一革命即工農革命已開始,這種見解是錯誤的。」彼此仍是大大的爭質,不知最近國際已改正否?此問題不弄清楚,將來的政策,又會有異見發生。我以為現在的革命性質及吾黨政綱急須確定,應迅速由中國黨起草送國際批准。與國分離之後,政綱尤十分緊要,現在若不宣佈一明確的政綱,黨內黨外不明白我們究竟要做什麼。諸同志意見如何? 獨秀 十一月十二日 (三) 中央常委諸同志: 廣州暴動,無論成敗我們都應該做!這是毫無疑義的。我有幾個意見貢獻于同志們參考: 一、在廣州的非戰鬥員悉數遣到有農民暴動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動,此事一刻也不能延擱,暴動時要立刻解決農民的經濟問題,這還不夠,並要解決農村中一般的病苦事件,如此方能發動更廣大的群眾參加革命。不如此,則不獨廣州孤立不能持久,並且廣州一旦失敗,我們什麼都得不著。 二、「工農政府」「獨裁政府蘇維埃政府」這些口號我殊不以為然。政權的中心當然是工農,而不可用獨裁口號。「蘇維埃」本來只是會議意義,蘇俄政制精義是無產階級獨裁,離此,則蘇維埃並無特別意義,我以為用「工農兵平民(貧民亦不妥)代表會議政府」似較妥當。(關於此點,我有較詳的意見,茲不具陳。)(平民即被壓迫中被剝削之意。) 三、關於國民黨問題,我自七月以來,即以為我們不能再留在國民黨,即不必再附屬在國民黨左派旗幟之下,亦即應獨立行動;然同時亦以為可以在贊成土地革命的條件之下,與任何國民黨一派或個人黨外合作。我現在仍舊是這樣的意見。汪精衛在漢口時,我已察知其漠視農民利益,現在更加反動,廣西老宣傳廣州共產政府仍舉汪為主席,自然是極滑稽的造謠作用,惟廣東方面,如尚贊成土地革命的國民黨員,無論是團體或個人,我們應該與之公開的黨外合作,不必強之加入我黨,在民眾工作上,在政府工作上,在軍事工作上(在軍事工作上只有我們的力量超過他們便無妨),都應如此。國民黨各級黨部如有贊成土地革命者,可許其存在,可與之開兩黨聯席會議。即譚平山如以國民黨地位或另組他黨而能從事土地革命工作,我們也不可加以排斥。我們不可持「黨外無黨」的謬見。 四、廣東離香港太近,易為帝國主義者所襲擊,我們為保護新政權起見,反帝行動要十分謹慎。 五、蘇俄同志,此時最好絕對不赴粵參加工作,他們最好選擇有革命經驗者數人,在上海組織一委員會,幫助中國黨的中央。由他們的委員會派一得力同志駐香港察看廣州情形,及中國同志在粵工作有無錯誤。 獨秀 十二月十三日午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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