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〇年版《巴金選集》後記

　　人民文學出版社要我編一部新的《選集》，我照辦了。

　　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我的《選集》裡本來有一篇後記，我把校樣送給幾個朋友看，他們都覺得很像檢討，而且寫的時候作者不是心平氣和，總之他們認為不大妥當，勸我把它抽去。我聽從了朋友的意見，因此那本《選集》裡並沒有作者的後記。但是過了一年我還是從那篇未用的後記中摘出一部分作為一篇散文的腳注塞進我的《文集》第十卷裡面了。今天我準備為新的《選集》寫後記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了那篇只用過一小半的舊東西，它給人拿去，隔了十一年又回到我的手邊來，沒有丟失，沒有撕毀，這是我的幸運。這十一年中間我給毀掉了不少文稿、信件之類的東西。家裡卻多了一個骨灰盒，那是我愛人肖珊的骨灰。在「四害」橫行、度日如年的日子裡她給過我多少安慰和鼓勵。但是她終於來不及看見我走出「牛棚」就永閉了眼晶。她活著的時候，常常對我說：「堅持下去，就是勝利。」我終於堅持下來了。我看到了「四人幫」的滅亡。我又拿起了筆。

　　今天我心平氣和地重讀十九年前「並不是心平氣和地寫出來的」舊作，我決定把它用在這裡，當然也作了一些刪改。

　　我所崇敬的中外前輩作家晚年回顧過去的時候，也寫過類似「與過去告別」的自白。我今年七十四歲，能夠工作的日子已經不多，在這裡回顧一下過去，談談自己的看法，即使談錯了，也可以供讀者參考，給那些想證明我「遠遠地落在時代後面」的人提供一點旁證。

　　那麼我就從下面開始：

　　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我在地主老爺、太太、少爺、小姐中間生活過相當長的時期，自小就跟著私塾先生學一套立身行道、揚名顯親的封建大道理。我也同看門人、聽差、轎夫、廚子做過朋友(就像屠格涅夫在小說《普甯與巴布林》中所描寫的那樣)。我看夠了不公道、不合理的事。我對那些所謂「下人」有很深的感情。我從他們那裡得到不少的生活知識。我躺在轎夫床上煙燈旁邊，也聽他們講過不少的動人故事。我不自覺地同情他們，愛他們。在五四運動後我開始接受新思想的時候，面對著一個嶄新的世界，我有點張惶失措，但是我也敞開胸膛儘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東西，我都一下子吞進肚裡。只要是新的、進步的東西我都愛；舊的、落後的東西我都恨。

　　我的腦筋並不太複雜，我又缺乏判斷力。以前讀的書不是四書五經，就是古今中外的小說。後來我接受了無政府主義，但也只是從劉師複、克魯泡特金、高德曼的小冊子和《北京大學學生週刊》上的一些文章上得來的，再加上托爾斯泰的像《一粒麥子有雞蛋那樣大》、《一個人需要多少土地》一類的短篇小說。我還讀過一些十九世紀七十、八十年代俄國民粹派革命家的傳記。我也喜歡過陳望道先生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可是多讀了幾本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以後，就漸漸地丟開了它。我當時思想的淺薄與混亂不問可知。不過那個時候我也懂得一件事情：地主是剝削階級，工人和農人養活了我們，而他們自己卻過著貧窮、悲慘的生活。

　　我們的上輩犯了罪，我們自然也不能說沒有責任，我們都是靠剝削生活的。所以當時像我們那樣的年輕人都有這種想法：推翻現在的社會秩序，為上輩贖罪。我們自以為看清楚了自己周圍的真實情形，我們也在學習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俄國青年「到民間去」的榜樣。我當時的朋友中就有人離開學校到裁縫店去當學徒。我也時常打算離開家庭。我的初衷是：離開家庭，到社會中去，到人民中間去，做一個為人民「謀幸福」的革命者。

　　我終於離開了我在那裡面生活了十九年的家。但是我並沒有去到人民中間。我從一個小圈子出來，又鑽進了另一個小圈子。一九二八年年底我從法國回到上海，再過兩年半，成都的那個封建的家庭垮了，我的大哥因破產而自殺。可是我在上海一直讓自己關在小資產階級的圈子裡，不能夠突圍出去。我不斷地嚷著要突圍，我不斷地嚷著要改變生活方式，要革命。其實小資產階級的圈子並非銅牆鐵壁，主要的是我自己沒有決心，沒有勇氣。

　　革命的道路是寬廣的。而我自己卻視而不見，找不到路，或者甚至不肯艱苦地追求。從前我們在成都辦刊物《半月》的時候，有一個年紀比我大的朋友比我先接受了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我有時還把他當作導師一般尊敬。他就是《激流》三部曲裡面的方繼舜。在我離開成都以後，他不能滿足於空談革命，漸漸地拋棄了無政府主義，終於參加了共產黨，在一九二八年被成都某軍閥逮捕槍斃了，他死得很勇敢……說實話，我當初開始接受新思想的時候，我倒希望找到一個指導人讓他給我帶路，我願意聽他的話甚至赴湯蹈火。可是後來我卻漸漸地安于這種自由而充滿矛盾的個人奮鬥的生活了。自然這種生活也不是沒有痛苦的。

　　恰恰相反，它充滿了痛苦。所以我在我的作品裡不斷地呻吟、叫苦，甚至發出了「靈魂的呼號」。然而我並沒有認真地尋求解除痛苦、改變生活的辦法。換句話說，我並不曾尋找正確的革命道路。我好像一個久病的人，知道自己病重，卻習慣了病中的生活，倒頗有以病為安慰、以痛苦為驕傲的意思，懶得去找醫生，或者甚至有過欣賞這種病的心情。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曾三番五次想在無政府主義中找尋一條道路，我讀過好些外國書報，也譯過克魯泡特金的著作，和俄國民粹派革命家如妃格念爾這類人的回憶錄，可是結果我得到的也只是空虛；我也曾把希望寄託在幾位好心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們，或者用夢代替現實，用金線編織的花紋去裝飾它們，我寫過一些宣傳、讚美的文章；結果還是一場空。人們責備我沒有在作品中給讀者指出明確的道路，其實我自己就還沒有找到一條這樣的路。當

　　時我明知道有馬克思主義，而且不少知識分子在那裡找到了治病的良藥，我卻依然沒有勇氣和決心沖出自己並不滿意的小圈子，總之，我不曾到那裡去求救。固然我有時也連聲高呼「我不怕，我有信仰。」我並不是用假話騙人。我從來不曾懷疑過：舊的要滅亡，新的要壯大；舊社會要完蛋，新社會要到來；光明要把黑暗驅逐乾淨。這就是我的堅強的信仰。但是提到我個人如何在新與舊、光明與黑暗的鬥爭中盡一份力量時，我就感到空虛了。我自己不去參加實際的、具體的鬥爭，卻只是閉著眼睛空談革命，所以絞盡腦汁也想不到戰略、戰術和個人應當如何參加戰鬥。我始終依照自己的方式去反對舊社會和黑暗的勢力，從來沒有認真想過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有時候我感覺到我個人的力量就像蜉蝣一樣撼不了大樹(哪怕是正在枯死的大樹)，我起了類似瘋狂的憤激。我恨舊社會恨到快要發狂了，我真願意用盡一切力量給它一個打擊。

　　好心的讀者責備我宣傳個人主義。我憎恨舊社會、憎恨黑暗勢力到極點的時候，我的確希望每個人都不同它合作，每個人都不讓它動他一絲一毫……這種恨法不用說是脫離群眾、孤獨奮鬥的結果。其實所謂「孤獨奮鬥」也只是一句漂亮話。「孤獨」則有之，「奮鬥」就應當打若干折扣。加以由於我的思想中充滿了矛盾和混亂，我甚至在「孤獨奮鬥」的時候，也常常槍法很亂，縱然使出全身本領，也打不中敵人要害，或者近不了敵人身旁。而且我還有更多的冷靜的或者軟弱的時候，我為了向圖書雜誌審查老爺們表示讓步，常常在作品裡用曲筆轉彎抹角地說話，免得作品無法跟讀者見面，或者連累發表我文章的刊物。

　　有時我也想盡方法刺老爺們一兩下，要他們感到不舒服卻又沒法刪掉我的文章。然而我只是白費力氣，寫出來的東西，總是軟弱無力。我常常把解放前的自己比作一個坐井觀天的人。我借用這個舊典故，卻給了它一個新解釋：我關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小圈子裡望著整個社會的光明的前途。我隱隱約約地看得見前途的光明，這光明是屬人民的。至於我個人，儘管我不斷地高呼「光明」，儘管我相信光明一定會普照中國，但是為我自己，我並不敢抱什麼希望。

　　我的作品中會有憂鬱、悲哀的調子，就是從這種心境產生的。

　　我自己也知道我如果不能從井裡出來，我就沒有前途，我就只有在孤獨中死亡。我也在掙扎，我也想從井裡跳出來，我也想走新的路。但是我的勇氣和決心都不夠。

　　然而解放帶給我力量和勇氣。我不再安於坐井觀天了。我下了決心跟過去告別。我走上了自我改造的路。當然改造並不是容易的事情，跟自己作鬥爭也需要長期苦戰才有可能取得勝利……我希望我上面的「回顧」能夠幫助《選集》的讀者瞭解我過去的作品。今天在新的《選集》付印的時候，我還要重複十九年前想說而未說出來的幾句話：「我的這些作品中描寫的那個社會(舊社會)，要是拿它來跟我們的新社會比，誰都會覺得舊社會太可恨了。不用說，我並沒有寫出本質的東西，但是我或多或少地繪出了舊社會的可憎的面目。讀者倘使能夠拿過去跟今天比較，或者可以得到一點點並非消極的東西。這就是我的小小的希望。」

　　巴金
　　197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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