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關於《寒夜》

關於《寒夜》(1)

　　關於《寒夜》，我過去已經談得不少。這次在談《激流》的回憶裡我寫過這樣的話：「我在自己身上也發現我大哥的毛病，我寫覺新……也在鞭撻我自己。」那麼在小職員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東西。我曾經對法國朋友講過：我要不是在法國開始寫了小說，我可能走上汪文宣的道路，會得到他那樣的結局。這不是虛假的話，但是我有這種想法還是最近兩三年的事。我借覺新鞭撻自己的說法，也是最近才搞清楚的。過去我一直背誦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家丹東的名言：「大膽，大膽，永遠大膽！」丹東一七九四年勇敢地死在斷頭機上，後來給埋葬在巴黎先賢祠裡面。我一九二七年春天瞻仰過先賢祠，但是那裡的情況，我一點也記不起了。除了那句名言外，我只記得他在法庭上說過，他的姓名要長留在先賢祠裡。

　　我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寫過一個短篇《丹東的悲哀》對他有些不滿，但他那為國獻身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學習。我在三十年代就幾次引用丹東的名句，我寫覺慧時經常想到這句話。有人說覺慧是我，其實並不是。覺慧同我之間最大的差異便是他大膽，而我不大膽，甚至膽小。以前我不會承認這個事實，但是經過所謂「文化大革命」後，我對自己可以說看得比較清楚了。在那個時期我不是唯唯諾諾地忍受著一切嗎？這究竟是為了什麼？

　　我曾經作過這樣的解釋：中了催眠術。看來並不恰當，我不單是中了魔術，也不止是別人強加於我，我自己身上本來就有毛病。我幾次校閱《激流》和《寒夜》，我越來越感到不舒服，好象我自己埋著頭立在臺上受批判一樣。在向著偉大神明低首彎腰叩頭不止的時候，我不是「作揖哲學」和「無抵抗主義」的忠實信徒嗎？

　　我寫《寒夜》和寫《激流》有點不同，不是為了鞭撻汪文宣或者別的人，是控訴那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那個一天天腐爛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一九四四年秋冬之際一個夜晚，在重慶警報解除後一兩個小時，我開始寫《寒夜》。當時我的腦子裡只有汪文宣，而且面貌不清楚，不過是一個貧苦的患肺結核的知識分子。我寫了躲警報時候的見聞，也寫了他的妻子和家庭的糾紛。這一切都是圍繞著汪文宣進行的。我並沒有具體的計劃，也不曾花費時間去想怎樣往下寫。但肺病患者悲慘死亡的結局卻是很明確的。這樣的結局我見過不少

　　。我自己在一九二五年也患過肺病。的確是這樣：我如果不是偶然碰到機會順利地走上了文學道路，我也會成為汪文宣。汪文宣有過他的黃金時代，也有過崇高的理想。然而他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讓那一大段時期的現實生活毀掉了。我寫汪文宣，寫《寒夜》，是替知識分子講話，替知識分子叫屈訴苦。在當時的重慶和其他的「國統區」，知識分子的處境很困難，生活十分艱苦，社會上最活躍、最吃得開的是搞囤積居奇，做黃（金）白（米）生意的人，還有卡車司機。當然做官的知識分子是例外，但要做大官的才有權有勢。做小官、沒有掌握實權的只得吃平價米。

　　那一段時期的確是斯文掃地。我寫《寒夜》，只有一個念頭：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我的腦子裡常常出現三個人的面貌：第一位是我的老友陳范予兄。我在早期的散文裡幾次談到他，他患肺結核死在武夷山，臨死前還寫出歌頌「生之歡樂」的散文。但是在給我的告別信裡他說：「咽喉劇痛，聲音全部啞失……。最近幾個月來我已受夠了病的痛昔。」第二位是另一個老友王魯彥兄。在他需要幫助的時候，我沒有認真地給他援助。

　　我最後一次看見他，他的聲音已經啞了，但他還拄著手杖一拐一拐地走路，最後聽說他只能用鈴子代替語言，卻仍然沒有失去求生的意志。他寂寞淒涼地死在鄉下。第三位是我一個表弟。抗戰初期他在北平做過地下工作，後來回到家鄉，仍在郵局服務。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只知道他身體弱，不知道他有病。以後聽說他結婚，又聽說他患肺結核。最後有人告訴我表弟病重，痛苦不堪，幾次要求家人讓他死去，他的妻子終於滿足了他的要求，因此她受到一些人的非難。我想擺脫這三張受苦人的臉，他們的故事不斷地折磨我。我寫了幾頁稿紙就讓別的事情打岔，沒有再寫下去。是什麼事情打岔？我記不清楚了。大概是「湘桂大撤退」以後，日軍進入貴州威脅重慶的那件大事吧。

　　我在《寒夜》後記裡說，朋友趙家璧從桂林撤到重慶，在金城江大火中喪失一切，想在重慶建立新的據點，向我約稿，我答應給他一部小說。我還記得，他來找我，我住在重慶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樓梯下那間很小的屋子裡。他毫不氣餒地講他重建出版公司的計劃，忽然外面喊起「失火」來，大家亂跑，人聲嘈雜，我到了外面，看見樓上冒煙，大吃一驚。

　　蕭珊當時在成都（她比我先到重慶，我這年七月從貴陽去看她，準備不久就回桂林，可是剛住下來，就聽到各種謠言，接著開始了「湘桂大撤退」，我沒有能再去桂林），我便提著一口小箱子跑到門外人行道上。這是我唯一的行李，裡面幾件衣服，一部朋友的譯稿，我自己的一些殘稿，可能有《寒夜》的前兩頁。倘使火真的燒了起來，整座大樓一定會變成瓦礫堆，我的狼狽是可想而知的，《寒夜》在中斷之後也不會再寫下去了，因為汪文宣一家住在這座大樓裡，就是起火的屋子，我講的故事就圍繞著這座樓、就在這幾條街上進行，從一九四四年暮秋初冬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冬天的寒夜。

　　幸而火並未成災就給撲滅了，我的生活也不曾發生大的變化。蕭珊從成都回來，我們在樓梯下的小屋裡住了幾個月，後來又搬到沙坪壩借住在朋友吳朗西的家中。家壁的圖書公司辦起來了。我沒有失信，小說交卷了，是這年（一九四五）上半年在沙坪壩寫成的，但它不是《寒夜》，我把《寒夜》的手稿放在一邊，另外寫了一本《第四病室》，寫我前一年在貴陽中央醫院第三病室裡的經歷。在重慶排印書稿比較困難，我的小說排竣打好紙型，不久，日本政府就宣佈投降了。

　　八年抗戰，勝利結束。在重慶起初是萬眾歡騰，然後是一片混亂。國民黨政府似乎毫無準備，人民也沒有準備。從外省來的人多數都想奔回家鄉，卻找不到交通工具，在各處尋找門路。土紙書沒有人要了，文化生活出版社顯得更冷清，家壁的圖書公司當然也是這樣。小說沒有在重慶印出，家壁把紙型帶到上海。我還留在重慶時，有熟人搭飛機去上海，動身的前夕，到民國路來看我，我順便把包封好的《第四病室》的手稿托他帶去。

　　後來朋友李健吾和鄭振鐸在上海創辦《文藝復興》月刊，知道我寫了這本小說，就拿去在刊物上連載。小說剛剛刊出了第一部分，趙家璧回到上海，準備出版全書。他和振鐸、健吾兩位都相熟，既然全書就要刊行，刊物不便繼續連載，小說只發表了一次，為這事情我感到對不起《文藝復興》的讀者（事情的經過我後來才知道）。因此我決定把下一部小說交給這個刊物。

　　下一部長篇小說就是《寒夜》，我在一九四四年寫了幾張稿紙，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我在那間樓梯下的屋子裡接下去又寫了二三十頁。在重慶我並沒有家。這中間蕭珊去成都兩次：第一次我們結婚後她到我老家去看看親人，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裡我開始寫《寒夜》；第二次在日本政府投降的消息傳出不久，一位中國旅行社的朋友幫忙買到一張飛機票讓她匆匆地再去成都，為了在老家生孩子有人照料，但是後來因為別的事情（有人說可以弄到長江船上兩個鋪位，我夢想我們一起回上海，就把她叫回來了。我和她同到船上去看了鋪位，那樣小的地方我們躺下去都沒有辦法，只好將鋪位讓給別的朋友），她還是回到重慶。我的女兒就是在重慶寬仁醫院出世的。

　　我續寫《寒夜》是在蕭珊第二次去成都的時候，那些日子書印不出來、書沒有人要，出版社裡無事可做，有時我也為交通工具奔走，空下來便關在小房間裡寫文章，或者翻譯王爾德的童話。

　　我寫《寒夜》，可以說我在作品中生活，汪文宣仿佛就是與我們住在同樣的大樓、走過同樣的街道、聽著同樣的市聲、接觸同樣的人物。銀行、咖啡店、電影院、書店……我都熟習。我每天總要在民國路一帶來來去去走好幾遍，邊走邊思索，我在回想八年中間的生活，然後又想起最近在我周圍發生的事情。我感到了幻滅，我感到了寂寞。回到小屋裡我象若干年前寫《滅亡》那樣借紙筆傾吐我的感情。

　　汪文宣就這樣在我的小說中活下去，他的妻子曾樹生也出來了，他的母親也出現了。我最初在曾樹生的身上看見一位朋友太太的影子，後來我寫下去就看到了更多的人，其中也有蕭珊。所以我並不認為她不是好人，我去年寫第四篇《回憶》時還說：「我同情她和同情她的丈夫一樣。」

　　我寫《寒夜》也和寫《滅亡》一樣，時寫時輟。事情多了，我就把小說放在一邊。朗西有一個親戚在上海辦了一份《環球》畫報，已經出了兩三期，朗西回到上海便替畫報組稿，要我為它寫連載小說，我把現成的那一疊原稿交了給他。小說在畫報上刊出了兩次，畫報就停刊了，我也沒有再寫下去。直到這年六月我第二次回上海見到健吾，他提起我的小說，我把已寫好的八章重讀一遍，過幾天給他送了去。《寒夜》這樣就在八月份的《文藝復興》二卷一期開始連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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