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談《寒夜》(3)

談《寒夜》(3)

　　最後在小說的「尾聲」裡，她從蘭州回到重慶民國路的舊居，只看見一片陰暗和淒涼，丈夫死了，兒子跟著祖母不知走到哪裡去了。影片中曾樹生在汪文宣的墓前放上一個金戒指，表示自己跟墓中人永不分離，她在那裡意外地見到了她的兒子和婆母。婆母對她溫和地講了一句話，

　　她居然感激地答應跟著祖孫二人口到家鄉去，只要婆母肯收留她，她做什麼都可以。這絕不是我寫的曾樹生。曾樹生不會向她的婆母低頭認錯，也不會放棄她的「追求」。她更不會親手將「花瓶」打碎。而且在一九四五年的暮秋或初冬，她們婆媳帶著孩子回到家鄉，拿什麼生活？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要養活一家三口並不是容易的事。曾樹生要是能吃苦，她早就走別的路了。她不會歷盡千辛萬苦去尋找那兩個活著的人。她可能找到丈夫的墳墓，至多也不過痛哭一場。然後她會飛回蘭州，打扮得花枝招展，以銀行經理夫人的身份，大宴賓客。她和汪文宣的母親同樣是自私的女人。

　　我當然不會讚揚這兩個女人。正相反，我用責備的文筆描寫她們。但是我自己也承認我的文章裡常常露出原諒和同情的調子。我當時是這樣想的：我要通過這些小人物的受苦來譴責舊社會、舊制度。我有意把結局寫得陰暗，絕望，沒有出路，使小說成為我所謂的「沉痛的控訴」。國民黨反動派宣傳抗戰勝利後一切都有辦法，而汪文宣偏偏死在街頭鑼鼓喧天、人們正在慶祝勝利的時候。①我的憎恨是強烈的。但是我忘記了這樣一個事實：鼓舞人們的戰鬥熱情的是希皇，而不是絕望。特別是在小說的最後曾樹生孤零零地消失在淒清的寒夜裡，那種人去樓空的惆悵感覺，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東西。所以我的「控訴」也是沒有出路的，沒有力量的，只是一罵為快而已。

　　【①解放後我為《寒夜》新版寫的「內容提要」裡，有這樣的一段話：「長篇小說寫的是一九四四、四五年國民黨統治下的所謂『戰時首都』重慶的生活。……】

　　男主人公斷氣時，街頭鑼鼓喧天，人們正在慶祝勝利，用花炮燒龍燈。這是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沉痛的控訴。」

　　我想起來了：在抗戰勝利後那些日子裡，尤其是在停電的夜晚，我自己常常在民國路一帶散步，曾樹生所見的也就是我目睹的。我自己想回上海，卻走不了。我聽夠了陌生人的訴苦，我自己悶得發慌，我也體會到一些人的沮喪情緒。我當時發表過一篇小文章，寫出我在寒風裡地攤前的見聞。過了一年多，我寫到《寒夜》的「尾聲」時，也曾參考這篇短文。而且那個時候（一九四六年最後兩天）我的情緒也很低落。無怪乎我會寫出這樣的結局來。

　　一九五九年年底我在上海編輯《文集》的最後三卷，一九六〇年年終我在成都校改《寒夜》的校樣，兩次都有意重寫《寒夜》的「尾聲」。可是我仔細一想，覺得僅僅改寫「尾聲」太不夠了，要動就得從頭改起，那麼還不如另寫別的。因此我就讓它保存了下來。反正是解放前的舊作，當時我的想法是如此，而且作品已經以那樣的形式跟讀者們見過面了。連我也無法替它掩飾，也不想為它的缺點辯護。

　　我還想談談鐘老的事。並不需要很多話，我不談他這個人，象他那樣的好心人在舊社會裡也並非罕見。但是在舊社會裡鐘老起不了作用，他至多只能替那些比他更苦、更不幸的人（如汪文宣）幫一點小忙。誰也想不到他會死在汪文宣的前頭。我寫他死於霍亂症，因為一九四五年夏天在重慶霍亂流行，而重慶市衛生局局長卻偏偏大言不慚，公開否認。文化生活出版社燒飯老媽譚嫂的小兒子忽然得了霍亂。那個五十光景的女人是個天主教徒，她急得心慌意亂，卻跑去向中國菩薩禱告，求來香灰給兒子治病。兒子當時不過十五六歲，躺在廚房附近一張床上，已經奄奄一息了。

　　我們勸譚嫂把兒子送到小龍坎時疫醫院。她找了一副「滑竿」把兒子抬去了。過兩天兒子便死在醫院裡面。我聽見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友講起時疫醫院裡的情形，對那位局長我感到極大的憎惡。我在《第四病室》的「小引」裡「表揚」了他的「德政」，我又在《寒夜》裡介紹了這個「陪都」唯一的時疫醫院。倘使沒有那位局長的「德政」，鐘老也很有可能活下去，他在小說裡當然不是非死不可的人。我這些話只是說明作者並不常常憑空編造細節。

　　要不是當時有那麼多人害霍亂症死去，要不是有人對我講過時疫醫院的情形，我怎麼會想起把鐘老送到那裡去呢？連鐘老的墓地也不是出自我的想像。「斜坡上」的孤墳裡埋著我的朋友繆崇群。那位有獨特風格的散文作家很早就害肺病。我一九三二年一月第一次看見他，他臉色蒼白，經常咳嗽，以後他的身體時好時壞，一九四五年一月他病死在北碚的江蘇醫院。他的性格有幾分象汪文宣，他從來不肯麻煩別人，也害怕傷害別人，到處都不受人重視。他沒有家，孤零零的一個人；靜悄悄地活著，又有點象鐘老。據說他進醫院前，病在床上，想喝一口水也喝不到；他不肯開口，也不願讓人知道他的病痛。他斷氣的時候，沒有一個熟人在場。

　　我得了消息連忙趕到北碚，只看見他的新墳，就象我在小說裡描寫的那樣。連兩個紙花圈也是原來的樣子，我不過把「崇群」二字換成了「又安」。聽說他是因別的病致死的。害肺病一直發展到喉結核最後喪失了聲音痛苦死去的人我見過不多，但也不是太少。朋友范予（我為他寫過一篇《憶范兄》）和魯彥（一位優秀的小說家，我那篇《寫給彥兄》便是紀念他的），還有我一個表弟……他們都是這樣悲慘地結束了一生的。我為他們的死感到不平，感到憤怒，又因為自己不曾幫助他們減輕痛苦而感到懊悔。我根據我的耳聞和目見，也根據範予病中寄來的信函，寫出汪文宣病勢的逐漸發展，一直到最後的死亡。而且我還把我個人的感情也寫在書上。

　　汪文宣不應當早死，也不該受這麼大的痛苦，但是他終於慘痛地死去了。我那些熟人也不應該受盡痛苦早早死去，可是他們的墳頭早已長滿青草了。我懷著多麼悲痛的心情詛咒舊社會，為他們喊冤叫屈。現在我卻萬分愉快、心情舒暢地歌頌象初升太陽一樣的新社會。那些負屈含冤的善良的「小人物」要是死而有知，他們一定會在九泉含笑的。不斷進步的科學和無比優越的新的社會制度已經征服了肺病，它今天不再使人談虎色變了。

　　這兩天我重讀《寒夜》，好象做了一個噩夢。但是這樣的噩夢已經永遠、永遠地消失了！

　　1961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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