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話閑說(14)_阿城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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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的時候有一個說法，叫「改造國民性」。

　　也許有辦法改造國民性，比如改變教科書內容曾改變了清末民初的讀書人，所以民初有人提倡「教育救國」，是個穩妥可行的辦法，只是中國至今文盲仍然很多。

　　但通過讀書改造了自己的「國民性」的大部分讀書人，又書生氣太重，胸懷新「禮」性，眼裡揉不進砂子，少耐性，好革命，好指導革命。

　　我在雲南的時候，每天扛著個砍刀看熱帶雨林，明白眼前的這高高低低是億萬年自然形成的，香花毒草，哪一樣也不能少，遷一草木而動全林，更不要說革命性的砍伐了。我在內蒙亦看草原，原始森林和草原被破壞後不能恢復，道理都就在這裡。

　　我後來躺在草房裡也想通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一廂情願，而且它們連「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關係都不是，皮、毛到底還是可以分開的。

　　糟粕、精華是一體，世俗社會亦是如此，「取」和「去」是我們由語言而轉化的分別智。

　　魯迅要改變國民性，也就是要改變中國世俗性格的一部分。他最後的絕望和孤獨，就在於以為靠讀書人的思想，可以改造得了，其實，非常非常難做到，悲劇也在這裡。

　　所謂悲劇，就是毀掉英雄的宿命，魯迅懂得的。但終其一生，魯迅有喜劇，就在於他批判揭露「禮下庶人」的殘酷與虛偽，幾百年來的統治權力對這種批判總是撲殺的。我在這裡講到魯迅，可能有被理解為不恭的地方，其實，對我個人來說，魯迅永遠是先生。

　　我想來想去，懷疑「改造國民性」這個命題有問題，這個命題是「改造自然」的意識形態的翻版，對於當下世界性的環境保護意識，我們不妨多讀一點弦外之音。而且所謂改造國民性，含禮下庶人的意思，很容易就被利用了。

　　中國文化的命運大概在於世俗吧，其中的非宿命處也許就是脫數百年來的禮下庶人，此是我這個晚輩俗人向「五四」並由此上溯到宋元明清諸英雄的灑祭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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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俗既無悲觀，亦無樂觀，它其實是無觀的自在。

　　喜它惱它都是因為我們有個「觀」。以為它要完了，它又元氣回復，以為它萬般景象，它又懨懨的，令人憂喜參半，哭笑不得。

　　世俗總是超出「觀」，令「觀」觀之有物，於是「觀」也才得以為觀。

　　我講來講去，無非也是一種「觀」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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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觀過了世俗，再來試觀中國小說。

　　「五四」以前的小說一路開列上去不免囉嗦，但總而觀之，世俗情態溢於言表。

　　近現代各種中國文學史，語氣中總不將中國古典小說拔得很高，大概是學者們暗中或多或少有一部西方小說史在心中比較。

　　小說的價值高漲，是「五四」開始的。這之前，小說在中國沒有地位，是「閒書」，名正言順的世俗之物。

　　做《漢書》的班固早就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而且引孔子的話「是以君子弗為也」，意思是小人才寫小說。

　　我讀《史記》，是當它小說。史是什麼？某年月日，誰殺誰。孔子做《春秋》，只是改「殺」為「弑」，弑是臣殺君，於禮不合，一字之易，是為「春秋筆法」，但還是史的傳統，據實，雖然藏著判斷，但不可以有關於行為的想像。

　　太史公司馬遷家傳史官，他當然有寫史的訓練，明白寫史的規定，可你們看他卻是寫來活靈活現，他怎麼會看到陳勝年輕時望到大雁飛過而長歎？鴻門宴一場，千古噱談，太史公被漢武帝割了卵子，心裡恨著劉漢諸皇，於是有傾向性的細節出現筆下了。

　　他也講到寫這書是「發憤」，「發憤」可不是史官應為，卻是做小說的動機之一種。

　　《史記》之前的《戰國策》，也可作小說來讀，但無疑司馬遷是中國小說第一人。同是漢朝的班固，他的功績是在《漢書》的《藝文志》裡列了「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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