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緣結千里肝膽相照

緣結千里肝膽相照

　　——記謝克

　　在我的文學生活中，新加坡占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人所周知，「梁羽生」是在香港「誕生」的，如果說香港是我武俠小說的老家，則新加坡可算是「第二家鄉」。有很長一段時間（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到九十年代初期）我的小說是在新港兩地的報紙同時發表的，而且不僅限於武俠小說，大約是從八十年代開始，我的文史小品也以報紙專欄的形式和新加坡讀者結緣。在有關報紙的編者中，我和謝克交往的時間最長，因為他既是小說版的編輯，也是文藝版的編輯，而我們的文學理念也較為接近。

　　我在香港退休，移居悉尼之後，曾寫了一篇回憶錄一類的文字，題為《與武俠小說的不解緣》，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其中一段在談到「以文會友」的非比尋常之樂時，我說「武俠小說的讀者是最熱情的」，不過，「熱情的讀者不一定可以成為持久的朋友，我當然還有因武俠小說之『緣』而成為老朋友的。新加坡的一位副刊編輯與我相交二十多年，當真可說得是肝膽相照。一九八七年他過香港，我與他談古論今，一時之間，頗有納蘭容若贈顧梁汾詞中所說的『有酒惟澆趙州土，誰會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樽前拭盡英雄淚』之感」（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九日《聯合早報》副刊《別有天地》）。編者給這一分段起一標題「武俠小說緣結千里」，另加副題「良師益友肝膽相照」。題目起得真好，我要向這位如今尚未知名的編者致謝。

　　在這一分段中，我提到因武俠小說結緣的一些良師益友。「良師」我已寫明是誰（華羅庚、汪孝博等），「益友」則並未寫明。不過新加坡文化界的朋友，看到這段文字，相信都猜得出說的必是謝克。

　　不過我和謝克雖然是因武俠小說結緣，但談得最多的還是「純文學」。而他對於文學的誠懇和熱情，也真是足以令人起敬。一九七七年六月，我初訪新加坡，這也是我和謝克的初次會面。「一見如故」不在話下，最難得的是他給我補了一課——有關新加坡文藝的一課。說來慚愧，我雖然是新加坡報紙的「資深」作者，但對新加坡的華文文藝卻是所知甚少。是謝克給我補了這個缺陷，他給我帶來了《新加坡華文文藝作品選集》（孟毅編）、《新加坡文藝》（季刊，教育出版社出版）以及他著的《新加坡華文文藝》等書刊。他給我補的這一課還真「管用」呢。兩天后，我應新加坡寫作人協會之邀，在新加坡國家圖書館作《從文藝觀點看武俠小說》的專題講演，「專題」之外，也談到了我對新加坡文藝發展的感想。對這個臨時附加的問題，我還不至於言之無物，這都有賴於謝克給我補課之功。

　　在那次和謝克的初會中，另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他對「新人」的熱情和愛護。他為我介紹新加坡多項文藝評獎的情況，並特別提到尤今。因為當時他和尤今都在《南洋商報》工作，而尤今正是商報安排她來採訪我的記者。《新加坡文藝創刊號》有一篇謝克寫的文章，題為《新加坡共和國成立以來的華文文藝》，其中有云：「新加坡共和國成立以來，文藝界最大的收穫是新的寫作人的大批湧現。這批文藝新兵，為我們暮氣沉沉的文壇，帶來了一股清新的氣息，使我們的文藝園地，開滿了燦爛的文藝花朵。尤今是這批文藝新兵中，很受注意的一位……有很好的舊文學根底，駕馭文字的能力不在一些老作家之下。作品不多，卻有深度。」謝克這篇文章寫於一九七六年，當時還是「作品不多」的「新兵」尤今，如今已經成為整個華文世界的暢銷作家了，足證謝克「法眼」無差。而尤今為我寫的那篇訪問記《寓詩詞歌賦於刀光劍影之中》，也經常給武俠小說的研究者所引用。

　　一九七六年的新加坡之行，不但讓我「正式」「認識」了謝克，並且也從別人的口中對他有了更多的瞭解。他有「文壇老園丁」之稱，除了編文藝副刊、積極培養新苗之外，對有利於新加坡文藝發展的活動，他也是不遺餘力。多方面才能，能寫能編，任勞任怨。他的一位《南洋商報》的老同事說他是「編文織藝不知倦」（這是一篇訪問記的題目，作者吳啟基。刊於一九九五年三月十六日《聯合早報》副刊文藝城），說得真好，我深有同感。記得又一次我和他談起魯迅的雜文《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我說：「你的不求名利，只愛文藝，在某些人眼中，可能正是傻子呢。」他笑而不答。我徐徐補上一句：「不過，這個世界也正需要多一些這樣的傻子呢。」

　　我的這個看法其實是過於悲觀的。懂得欣賞傻子的人絕對不止於我們想像的零丁小數。在這新千禧年（二零零零年）的開始，謝克獲得新加坡文藝協會推選為「亞細安文學獎」得主，就是明證。因此，我雖然早已「金盆洗手」、「閉門封刀」，也禁不住要為他獻上賀詞了。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寫於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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