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我的中國歷史觀

我的中國歷史觀

　　國際著名報業家、武俠小說家金庸（查良鏞）先生于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赴北京大學訪問，並接受北京大學授予他的名譽教授稱號。訪問期間，他受到了北京大學校長吳樹青教授、副校長郝斌教授、羅豪才教授和廣大師生的熱烈歡迎，寧靜的燕園驟然之間出現了一股「金庸熱」。短短幾天裏，金庸先生與北大中文、歷史、哲學系，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及北大港澳臺法律研究中心的教授們座談，交換學術意見，向大學生們作了有關中國歷史和武俠小說創作的演講。金庸先生此行，用他自己的話說是「非常滿意」，而他本人的言行與氣度也給北大師生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下面刊出的是金庸先生在北京大學授予他名譽教授儀式上的演講錄音記錄。

　　——焦小雲

　　現在我是北京大學的一分子了，可以稱大家為同學了。我衷心感謝北京大學給了我很高的榮譽，授予我名譽教授的稱號。北大是我從小就很仰慕的大學。我的親伯父查釗忠（钜侯）先生就是北大的畢業生，故鄉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學問如何，但聽說他是北大畢業生，便都肅然起敬。我念初中時候的班主任王芝簃先生也是北大畢業生，他學識淵博，品格崇高，對我很愛護。雖然現在時隔五六十年了，我還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學有許多優良的傳統，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對國家、社會的深切關懷……

　　北京大學在「五四運動」中起了領導作用，整個近代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是與北大師生的重大貢獻分不開的。每當我們想到北大，就會想到開明、開放的蔡元培校長，想到眼光遠大的馬寅初校長，想到許許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學家、作家、學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關係的大學問家們。北京大學有許多優良的傳統，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對國家、社會的深切關懷；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學術空氣。最近幾年我在牛津大學住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感到，牛津大學自由開放的學術空氣和博大精深的學術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學的老師、學生對於國家、對於社會、對於人民的關懷和犧牲，目前卻大大不及北京大學的師生。抗戰時期，我考大學，第一志願就是報考西南聯大，西南聯大是由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所大學合辦的，我有幸被錄取了。或許可以說，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不過那時因為我沒有錢，西南聯大又在昆明，路途遙遠，沒法子去，所以我不能較早地與北大同學結緣。今天我已作為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榮幸。

　　我一生主要從事新聞工作。作為新聞工作者，對每一門學問都必須懂得一點，但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膚淺。專家、教授則不同了，他們對某一門學問有鑽研，懂得很深。這是兩種不同的接觸知識的方式。我是新聞工作者，當教授是全然沒有資格的，但幸虧我是「名譽教授」，名譽教授就沒有關係了，話講錯了也無所謂。我下面要講的話，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師和朋友們請教的，這不是客套。在中國學問上要請教最好的老師，當然只有到北大來，沒有別的地方可去。

　　我今年春天去過紹興，到蘭亭王羲之以前寫字的地方。那裏的人要我寫字，我說在王羲之的地方怎麼可以寫字呢？但他們非要我寫不可，我只好寫了八個字：「班門弄斧，蘭亭揮毫」。班門弄斧很狂妄，在蘭亭揮毫就更加狂妄了。這次到北大，說好要作兩次演講，我自己寫了十六個字：「班門弄斧，蘭亭揮毫，草堂題詩……」在大詩人杜甫家裏題詩，第四句是：「北大講學」。

　　中國文明歷史悠久且連續不斷，則又是世界唯一的。

　　大家希望聽我講小說，其實寫小說並沒有什麼學問，大家喜歡看也就過去了。我對歷史倒是有點興趣。今天我想簡單地講一個問題，就是中華民族如此長期地、不斷地發展壯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規律？這幾年我常在英國牛津大學，對英國文學、英國歷史和中國歷史很有興趣。大家都知道，英國對二十世紀影響最大的一位歷史學家名叫湯因比，他寫了一部很長很長的《歷史研究》。他在這部書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說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歷史進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現在仍真正興旺發達的文明只有兩個，一個是西方的歐美文明，一個是東方的中國文明。而中國文明歷史悠久且連續不斷，則又是世界唯一的。雖然古代有的文明歷史比中國早，有的文明範圍比中國大，如巴比倫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臘羅馬的文明，但這些文明卻因遇到外力的打擊，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漸衰退、消亡了。他說：一種文明總會遇到外來的挑戰，如果該文明能很好地應付這個挑戰，就能繼續發展；如果不能很好地應付挑戰，就會衰退，甚至消亡。這裏也有多種情況：一種是遇到強大外族的打擊，整個民族被殺光殺盡，消滅了；一種是民族內部長期僵化，沒有改革，沒有進化，像活的木乃伊，結果衰落了；有的則因自己的腐化而垮臺；還有一種就是分裂，國家的內戰不休。

　　我們的國歌中有一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話是在抗戰前後寫的，它表示了一種憂患意識。那時候我國遭受外族敵人的侵略，處境確實非常危險。在座的各位同學年紀輕，不知道，你們的爸爸媽媽就知道了。我同在座的雷潔瓊大姐、周南社長等都經歷過這段艱難而危險的時刻。就我看來，我國歷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險時期有七個：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戰國時期東西南北受到外族進攻；第二是秦漢時期匈奴的進攻，時間長達四百年之久；第三是魏晉時鮮卑等五胡的進犯，時間也有四百年；第四是隋唐時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時間約三百年；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時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時間大概也是四百年；第六是元、明、清時期蒙古、滿族的侵犯；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我們中華民族情況很特殊，很難被征服。這是因為一方面我們有一股韌力，一股很頑強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們又很開放，在文化上同它們融合在一起，經過一段時間，大家又都變成一個民族，我們的民族從此又壯大起來。

　　縱觀中國歷史，大概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規律：我們的民族先是統一強盛，後來慢慢腐化，組織力量衰退。此時如果出現一些改革，那麼就會中興。如果改革失敗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麼外族敵人就會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時候，我們民族有個很特殊的現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們民族的轉機。以上所講的我們民族七次大的危機，又都是七次大的轉機。歷史上常常是外族人來了之後，我們華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們華夏民族就壯大起來，統一起來。之後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又來了，我們民族再融合，又壯大，如此循環往復。其他國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麼打贏，要是打不贏，這個國家或民族就會垮臺。我們中華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時，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況也很多，但卻很難被征服。這是因為一方面我們有一股韌力，一股很頑強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們又很開放，在文化上同它們融合在一起，經過一段時間，大家變成一個民族，我們的民族從此又壯大起來。

　　我在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獲頒名譽教授時也曾講到這個問題，以及其他一些中國的歷史問題。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覺得我的這些觀念比較新，並討論為什麼中國可以融合外族，而西方就融合不了。我想其中第一個原因是我國一開始就是農業社會，生產力比較高、技術比較先進，有強大的經濟力量可以發展文化；第二個原因是從西周開始，我們已有了一個嚴密的宗法社會制度，後世講到中國封建社會，總認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縛人的思想，很束縛人的行為，那當然是對的。其實這種宗法制度也有它的歷史作用，我們民族由於有了嚴密的繼承制度，從而避免了內部的爭鬥和戰爭。一些遊牧民族本來很強盛，但往往在關鍵的時候鬧分裂。父親死後，他的兩個兒子或者三個兒子搶父親位子，羅馬也有這種情況。一搶位子，就要打架，就要內亂。本來很強盛的部落、部族或者民族，一分裂，就要自己打自己。我們民族從西周開始，雖然自己內部鬥爭也不斷有，但基本上還是遵循世襲制度，即父親死了，嫡長子繼位，這是當時中華民族發展的一個重要制度。一個社會的基本法律制度固定了，社會就會很穩定，內部鬥爭就會大大減少，這也是民族強盛的重要環節。

　　還有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我們對外族是很開放的。從歷史上看，中國很長很長的時候是外族統治的，如北魏。其實隋唐也有很大的少數民族的成分，主要是鮮卑人。有一個情況不知各位想到沒有，我的小說中寫過一個人叫「獨孤求敗」，獨孤求敗很驕傲，他一生與人比劍比武從沒有輸過，所以他改個名叫求敗，希望失敗一次，但卻總沒有敗過。這個「獨孤」就是鮮卑人。唐朝開國皇帝李淵的母親是鮮卑人，就姓獨孤。「鮮卑」這兩個字，有些學者說「西伯利亞」就是「鮮卑利亞」，鮮卑人原本住在西伯利亞那一帶。但這不是很一致的意見。北周的時候，有個大將軍叫獨孤信，他有很多女兒，其中大女兒嫁給了北周的皇帝，第四個女兒嫁給了唐高祖的父親，第七個女兒嫁給了隋文帝。所以唐高祖和隋煬帝是表兄弟，唐太宗李世民則應叫隋煬帝為表叔。他們都有鮮卑的血統。

　　唐太宗李世民的媽媽姓竇。唐太宗的皇后姓長孫，長孫和竇都是鮮卑人的姓。皇后的哥哥長孫無忌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他也是鮮卑人。據《唐史》記載，唐朝宰相至少有二十三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鮮卑人。那時候說「胡人」就像我們現在說「洋人」一樣，沒有歧視的意思。在唐朝，有二十三個外國人當「國務院總理」，可見唐朝對外國人一點也不歧視。再說漢朝，漢武帝與匈奴交戰，匈奴分裂投降了。其中一個匈奴王子叫金日蟬，在漢朝做官，很受漢武帝重用。漢武帝死後，他的身後大事交給了兩個人，一個是霍光，一個就是金日蟬。由此可見，我們民族壯大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開放。

　　我在武俠小說裏寫了中國武術怎樣厲害，實際上是有些誇張了。中國人不太擅長打仗，與外國人打仗時，輸的多，贏的少。但是我們有耐力，這次打不贏沒關係，我們長期跟你幹，打到後來，外國人會分裂的。匈奴人很厲害，我們打他不過。漢高祖曾在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人圍困，沒法脫身。他的手下便獻了一條妙計，去向匈奴皇后說，漢人漂亮的小姐很多，你如果把漢朝皇帝抓來，把漢人打垮了，俘虜了大批漢人中的漂亮女人，你這個皇后就要糟糕了。匈奴皇后中了這個詭計，影響匈奴首領，便退兵了。

　　匈奴後來分為南北，南匈奴投降了漢朝，北匈奴則向西走，一部分到了法國，一部分到了西班牙，一部分到了英國，以至滅亡了整個西羅馬帝國。西方歷史中的匈人是否匈奴人？史家意見不一致，有意思的是，匈奴的一半被中國抵抗住了，投降了，另外一半卻把整個歐洲打垮了。隋唐時期的突厥也是如此，他們分為東突厥和西突厥。東突厥向隋唐王朝投降了，慢慢地被華夏民族所融合。西突厥則向西行，來到了土耳其。

　　後來土耳其把東羅馬帝國打垮了，把整個君士坦丁堡占了下來，直到現在。所以我們不要一提起歷史就認為我們民族不行，其實我們民族真正不行，只是十六世紀以後的三四百年的事情。最近我在牛津大學的一次聚餐會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東亞經濟的學者，他和我談到中國經濟的發展前途時說，中國的經濟自古以來就很發達，人均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只是到了十六世紀以後才慢慢被英國趕上去。而國民總收入卻是到了一八二〇年才給英國超過。中國國力居世界領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二三千年之久。那位學者對中國經濟前途非常樂觀，他說大概到二〇二〇年時，中國的國民經濟收入又會是全世界第一，並能長期保持下去，恐怕至少在那之後的四五十年內沒有任何國家能夠趕得上。我聽了之後很興奮，問他是否有數據？他列舉了很多統計數字。他是專家，不會隨口亂說。

　　我覺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實際上我們中國古代在科學技術方面一直是很先進的，到宋朝尤其先進，大大超過了歐洲。那時我們的科技發明，歐洲是遠遠趕不上的。如造紙、印刷、火藥、羅盤等在宋朝已經非常興旺發達了。現在大家用的鈔票也是中國發明的，在宋朝時代就已經開始使用了。那時我們的金融制度相當先進，貨幣的運用相當成熟。那麼歐洲人什麼時候才開始轉機呢？應該說是到了中國的明朝，從那時起，中國開始落後了。

　　我想其中原因，一個是政治上的專制，對人民的思想控制很嚴，一點也不自由開放，動不動滿門抄斬，株連九族，嚇得人們不敢亂說亂動，全部權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裏。另一個原因就是明朝對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異想天開，實行所謂海禁，把航海的船隻全部燒掉，以為如此一來就能斷絕與倭寇的來往，餓死倭寇。這是對日本完全不瞭解。這種愚蠢的禁令，當然是永樂皇帝時鄭和下西洋之後的事情了。明朝一實行鎖國政策，整個國力便開始衰退。與此同時，西方科學卻開始發展，工業革命也開始了。

　　有一個有趣的時間值得注意，那就是十六世紀初的一五一七年，德國的馬丁·路德公然否定教皇的權威，反對神權控制，就在這個時候，我國明朝的正德皇帝下江南。正德皇帝是個很無聊、很腐化的昏君，他下江南幹了許多荒淫無恥的勾當。大家知道，在隋朝、唐朝，中國是很富庶的，到了宋朝、元朝也還可以，那時候科學發達、交通方便、對外開放。而歐洲正是封閉的時候，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學術思想不自由。你如說地球圍繞太陽轉，他便要你坐牢，一切都是封閉的。到了十六世紀，歐洲自由開放了，科學發明開始了，可是中國反而長期封鎖起來了。這是最大的歷史教訓。

　　我們中華民族之所以這樣壯大，靠的就是改革和開放。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內部要積極進行改革，同時我們還要對外開放，這點更為重要。

　　今天講了這麼多，無非是要大家明確兩個觀念，那就是改革和開放。我們中華民族之所以這樣壯大，靠的就是改革和開放。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內部要積極進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難，改革成功了，我們的民族就會中興。同時我們還要對外開放，這點更為重要，因為

　　我們中國人有自信心，我們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強大，外來的武力或外來的文化我們都不害怕。

　　另有一個重要觀念，今天沒有時間詳談。我認為過去的歷史家都說蠻夷戎狄、五胡亂華、蒙古人、滿洲人侵略我中華，大好山河淪亡於異族等等，這個觀念要改一改。我想寫幾篇歷史文章，說少數民族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數派執政，談不上中華亡於異族，只是「輪流坐莊」。滿洲人建立清朝執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這些觀念我在小說中發揮得很多，希望將來寫成學術性文字。

　　上面我講到的那位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他初期寫《歷史研究》這部大著作的時候，並沒有非常重視中國。到他快去世的時候，他得出一個結論：世界的希望寄託于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結合。他認為西方文明的優點在於不斷地發明、創造、追求、向外擴張，是「動」的文化。中國文明的優點在於和平，就好像長城，處於守勢，平穩、調和，是「靜」的文化。現在許多西方學者都認為，地球就這樣大了，無止境地追求、擴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後只能接受中國的哲學，要平衡、要和諧，民族與民族之間要相互協作，避免戰爭。由於科學的發展，核武器的出現，今後的世界大戰將不可思議。

　　一些瘋狂的人也許執意要打核戰爭，殊不知道這種戰爭的結局將是人類的同歸於盡。這可能性不能說沒有，我所接觸到的西方學者目前對打核戰爭都不太擔心，他們最擔心的是三個問題：第一是自然資源不斷地被浪費；第二是環境污染；第三是人口爆炸。這三個問題將關係到人類的前途。所以，現在許多西方人把希望寄託於中國，他們希望瞭解中國，瞭解中國的哲學。他們認為中國的平衡、和諧、團結的哲學思想、心理狀態可能是解決整個人類問題的關鍵。

　　最近牛津有一個十分盛大的宴會，倫敦《泰晤士報》前總編輯李斯·莫格勳爵也參加了，他曾談道，十九世紀世界的經濟中心在倫敦，二十世紀初轉到了紐約，到了戰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則轉到了東京，而二十一世紀肯定要轉到中國。至於這個中心是中國的北京還是上海，他無法準確預測，他推測大概是上海。依我看，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問題，只要是在中國就很好。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