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父親還珠樓主(4)

　　十二、停筆輟耕姑蘇教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我們全家住在蘇州。由於武俠小說暫停出版，大半輩子埋頭寫作、無暇顧及子女教育的父親，這時有了管教我們的工夫，而我們也算是由此得到了一點「家學」。

　　父親執教很熱心，可是他教的東西大雜，舉凡詩詞歌賦，琴棋書畫，京昆皮黃，天文地理，乃至飲食遊戲，無一不教、也不管人家愛不愛聽。教起來又沒有章法，碰上什麼講什麼。超初，我們對他講這種「零敲碎打」很不以為然，心想：那算得甚麼學問！時間長了，才漸漸品出其中「味道」。

　　記得一次，父親給我們講宋詞。那首小令描寫惡鬼在墳場出現的情景，有兩句寫道：「鬼火一現，露出桃花面。」父親問：「誰能用一個更好的詞語，把『桃花』換下來？」我們略一思索，便七嘴八舌搶著回答：「青白」、「兇惡」、「猙獰」……父親只是一個勁地搖頭。大家正在納悶，父親風趣地說：「誰都知道做菜要放鹽，若是菜已經夠鹹了，再撤一把鹽，又會怎樣呢？鬼本來就是兇惡的，你們再加上一些『兇惡』的字眼，惡上加惡，反倒乏力了。這首詞的妙處，就在於給惡鬼畫一幅『桃花面』，一醜一美，兩相對比，鬼的陰鷙可怕情狀便出現在我們面前了。」

　　事隔不久，父親帶我們去開明戲院看越劇《梁祝》。回來的路上，他故意問：「《樓臺會》一場，祝英台有句唱，叫做『強顏歡笑上樓臺』。為什麼一定要『歡笑』呢？用『哭哭啼啼』、『悲悲切切』不是更好嗎？」我們一下子想起了「桃花面」，異口同聲回答：「鹹上加鹹——齁了！」頓時，小巷裡響起了愉快的笑聲。不知當時父親是不是有心的，我們長大以後才明白，父親的「東拉西扯」竟是藝術哲學呢！

　　在學習上，父親從不勉強我們學甚麼，他認為，人各有志，亦各有長，應該順其自然，發展所長。但在為人處事上，他卻要求我們必須誠實、勇敢。莫看父親同我們平等相處，甚至可以騎到他脖子上去，要是有誰違反了這兩條「家規」，那可不得了。

　　觀鼎小時候很調皮，經常擾亂課堂秩序，都念五年級了，還沒有加入少先隊。一天中午，他忽然戴著紅領巾回來了，進門就對父親說：「買足球吧！」原來父子訂有「協議」：何時觀鼎入隊，獎勵足球一隻。父親二話沒說，跑到百貨公司買回一隻小型足球。哪知正要「頒獎」，一位小同學找上門來：「還我紅領巾！」想不到觀鼎脖子上的紅領巾是硬「借」來的。父親一怒之下，打了他二十板子，責令他用打腫的手送還紅領巾。晚上，父親把全家召集到一起，嚴厲地批評觀鼎說：「謊言終難長久，說謊的人，不該讓他達到目的！」說罷，舉刀把那只嶄新的足球砍成兩半。

　　說也奇怪，有時我們犯了過失，看來必罰無疑，父親倒並不怎麼計較。一天，我們和鄰家幾個孩子瞄上一隻空船，趁主人去街裡購物的當兒，跳上去把它撐走了。本想玩一會就回來，哪知越玩越興奮，漸漸忘乎所以，到大家七手八腳地把船「劃」回來時，天色已晚，農民伯伯正在岸上駡街呢！這種「罪過」，依了母親是要「重罰」的，我們也都做好挨打的準備。不料父親竟反轉來替我們求情：「小娃娃敢撐船出城，遇到困難還能『同舟共濟』，不簡單！下不為例吧！」

　　可惜，正當我們茅塞初啟時，父親要離開蘇州了。一九五〇年秋，上海天蟾京劇團成立，特聘父親為該團總編導。他看到自己的事業已是一片『柳暗花明』，便風塵僕僕地走馬上任了。

　　十三、執導京滬粉墨登場

　　上海天贍京劇團雖然年輕，卻也行當齊全，人才濟濟，如譚派傳人譚元壽，青衣新秀李麗芳，都是撐得起大檯面的「臺柱子」。他們正盼著上演新戲，父親便趕到了。

　　父親到上海後，住進天贍舞臺三樓一間斗室，僅有一張寫字臺，一把椅子，一張木板床。就在這間簡陋的房間裡，父親「日夜兼程」，創作、改編出一個個劇本：《雪鬥》、《白蛇傳》、《岳飛傳》……

　　這些戲，「站在今天看昨天」，對傳統劇碼和歷史題材予以重新審視，溝通了歷史人物與當代人某些相關的思想感情，因而受到觀眾的歡迎。特別是《岳飛傳》，父親把這個以生為主的劇碼，改編成生旦並重的戲，既表現岳飛誓死抗金的英雄品格及其歷史局限，又突出岳母深明大義的美德對他的影響，從而說明了岳飛性格形成、發展之必然。

　　一九五二年初，軍委總政文化部決定成立京劇團，專函邀請父親去北京擔任編導，他便辭去待遇優厚的職務，欣然北上。

　　入伍後，父親遇到兩大難題。一是經濟收入落差太大。在上海，他每月至少也有上千元的進項，而現在，他拿一百五十元已經算是「高薪」了。父親是大手大腳慣了的，又有那麼多子女，怎麼辦？團裡領導早想好了解決辦法——破例允許他在團外兼職。這樣，父親又在張君秋領導的北京京劇三團和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分別兼任編導和委員，均得到相當高的報酬。一人身兼三職，領取三份薪金，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二是鴉片斷源。他在過去染上的「煙霞癖」，直到五十年代初還在糾纏、折磨著他。在上海，他熟人多，多少還能抽上幾口；到了北京，鴉片絕跡，連煙味也聞不上了。沒辦法，只能強忍著。

　　一天，總政文化部王同志來訪，一進門，見父親蜷縮在沙發裡，渾身發抖，還以為他病了，忙說：「請醫生看看吧？」父親心裡緊張，一邊硬撐著站起來，一邊說：「不用麻煩……」話未說完，又倒在沙發上。母親是個痛快人，見此情景，便說：「莫要瞞了，講出來吧！」於是真相大白。組織上知道父親舊習未除，非但沒有歧視他，反而鼓勵他，把他送到當時最好的醫院——協和醫院。三個月後，父親的舊習便根除了。

　　擺脫了瘤習的困擾，父親顯得格外精神煥發，便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創作。他和團裡同事親密合作，改編整理了《秋江》、《打漁殺家》、《抗金兵》等一系列劇碼，還大膽進行戲曲改革，成為最早取消自報家門、引子、定場詩等傳統手法的編導之一。

　　父親耽于京劇藝術，從不吝惜氣力，有時還要逢場做戲呢。一次晚會，《女起解》中飾崇公道的演員突然發病，舞臺監督正在犯愁，父親已經換了裝，準備出場了。可是，他「哎嘿」一聲剛上場，便引起哄堂大笑。原來父親只顧醞釀感情，竟忘了戴「吊搭」（髯口）。幸好他靈機一動，現編了兩句：「這個世道哇，真叫人氣惱！一氣能把你鬍子氣掉。」觀眾安靜了，他就光著臉演下去。快到太原府了，他又編新詞兒，對蘇三說：「你等著，我瞅瞅前面是甚麼地方了。」邊說邊走，來到上場門，迅速接過「吊搭」，往臉上一掛。轉回身來，再添幾句：「蘇三哪，太原府總算到嘍。走了好幾個月，我鬍子都長出一把來啦……」他的沉著、機智贏得了觀眾的讚賞，劇場裡響起熱烈的掌聲。

　　十四、欣遊西北激情難已

　　父親雖然入了伍，卻算不得合格的軍人。別的不提，就說那軍風紀吧，他都很難按規定做到。穿軍衣，風紀扣常常忘記扣好。軍帽「頂」在他那大腦袋上，總讓人覺得有點滑稽。團裡開會，他往往人在心不在，靈感一來，就暗自編起戲詞兒來。儘管領導並、不苛求父親，他也意識到這「的確很不像話」，想努力改一改。不料還沒有來得及適應緊張、嚴格的部隊生活，又要離開它了。

　　一九五四年，總政京劇團撤銷，大部分演員轉入寧夏京劇團。父親則留在北京，成了名副其實的「坐家」。當時，田漢對父親說：「這樣或許於你更合適些。」果然，他「坐」在家裡並未清閒。在「百花齊放」的氛圍中，父親所諳熟的「章回體」又找到了生長的土壤。一九五五年，上海《新聞日報》連載了他的章回歷史《岳飛傳》，受到國內讀者的關注。接著，應中國新聞社之約，他又連續推出《劇孟》、《遊俠郭解》兩部長篇。一九五六年，昆曲《十五貫》的演出引起轟動。劇作突出調查研究重要性的主題，令他激動不已。於是，他又在反復閱讀劇本及有關資料的基礎上，調動起自己江南生活的經驗，寫成章回《十五貫》，交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父親一面埋頭寫作，一面對理論學習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記得那年黃藥眠教授主編的《文藝理論學習參考資料》剛剛出版，他便購回連夜翻閱，以後又多次研讀，字裡行間畫著各種符號標記，「天」上「地」下記著每次閱讀的感受體會。當時，戲劇家阿甲正跟蘇聯專家學習體驗派表演理論，父親得知，便請這位好友來家轉授。每逢週末阿甲一到，他即停筆請教，殷切之態可掬，仿佛一個小學生。學習理論的結果，大大提高了父親藝術創作的自覺性。我們看到，一向自視甚高的父親，漸漸變得謙虛起來。一次，觀賢批評他由越劇《梁祝》移植的京劇《南山化蝶》，說這個劇本旦角戲大多，小生戲太少，有點「重女輕男」。他聽了，連聲承認「有道理」，還檢討說：「舊時編戲有個毛病，就是只顧因人設戲，而很少考慮內容的需要。我就有這個毛病。」

　　一九五六年夏，父親隨中國文聯組織的「作家藝術家西北參觀團」赴大西北訪問。參觀團由著名詩人馮至任團長。路上，祖國的大好河山和淳樸勤勞的人民，給父親以巨大鼓舞，登山臨水，進廠下礦，他每每詩興大發，吟哦不已。游終南山，遙望群峰如翠，他頓覺置身「畫屏錦繡中」而喜不自勝；登少陵原，瞻仰「而今廟貌新」的杜公祠，他竟產生「詩聖招我來」的感受，甚至想像與杜工部「把盞鳳凰台」；登上建設中的劉家峽水電站大壩，激發了他「欲借千峰作彩筆」的創作衝動……每一處，都在增強他對歷史與現實的理解；每一處，都在加深他對祖國和人民的感情。

　　從大西北歸來，父親即雄心勃勃地制訂出創作計畫：在深入生活的基礎上，以章回體寫一部名為《勘探姑娘》的長篇；與阿甲合作，編導幾台反映現實生活的京劇……但是，還未及付諸實踐，「反右」鬥爭就開始了。

　　十五、「躍進」聲中一病不起

　　在那場「反右」運動中，父親並沒有被打成「右派分子」。時至今日，一些老朋友對此仍感到大惑不解：父親這樣一個舊文人，怎麼竟安然無恙呢？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國共產黨內部整風開始後，《光明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的記者紛紛登門採訪。他們問父親：對共產黨有什麼看法，對黨的文藝有什麼意見？是否希望重新出版解放前的舊作？等等。父親一一婉謝了他們，沒有提什麼意見。

　　倒不是父親有什麼預見，他這樣做的主要原因，在於他是一個極重情義的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文藝界的一些領導人，像周揚、田漢、夏衍、陽翰笙等，在思想上，創作上，乃至在生活上，都曾給父親許多鼓勵和幫助。父親的雜記簿裡，就有這樣一頁接受資助的記錄：鄧（初民）副省長：四百元，壽昌（田漢）公：二百元，陽翰（笙）老：三百元……在父親的心目中，他們既是朋友，又是於自己有恩的人，十分可敬可親。莫說自己沒有什麼委屈，即使受了委屈，也可以慢慢向他們訴說，何必一定要公之於眾呢？至於重新出版舊作，父親倒是有些想法。比如《蜀山劍俠傳》卷帙浩繁，可否出個刪節本？但他又覺得這時提出此事，似有見利忘義之嫌，終於沒有開口。

　　「反右」之後，緊接著就是全民「大躍進」。既然這「躍進」是「全民」的，文學創作自然也不能例外。一九五八年六月初，父親抱回來一大摞舊戲本子，說「這十五出戲，要在兩個月裡整理出來」。從此，他每天坐在寫字臺前，攻苦食淡，直到深夜仍不得休息。一天下午，名畫家董壽平來訪。他將一本雜誌遞給父親，關切他說：「看看吧。『反右』餘波未平，聽說還有補劃的『右派』呢，你要好自為之啊！」客人離去後，父親打開那本雜誌一看，懵了。我們見父親臉色不好，連忙過去看他手裡的雜誌，上面一行黑體標題赫然入目：《不許還珠樓主繼續放毒》，這篇文章揮舞著「棍子」，從《蜀山》批到《劇孟》，大有置人於死地之勢。父親歎了口氣，沒說什麼，晚上繼續整理劇碼。次日清晨，我們見他趴在寫字臺上，以為他又睡著了，就按慣例給他披上一件衣服，然後上學去。萬萬沒有想到，當我們回到家裡時，父親已經躺在北京醫學院附屬醫院的病床上了。

　　父親由腦溢血造成左偏癱，生活不能自理，這就苦了母親。特別是父親出院後，一切都靠她操持料理。喂水餵飯她不嫌煩，端屎端尿她不嫌髒，翻身擦背她不嫌累。我們擔心母親拖垮了身子，總想幫她一把。母親卻唯恐影響了我們的學習，儘量不用我們。她說：「你們的爸爸服侍我二十多年，讓我多伺候伺候他吧！」在母親的精心照料下，父親在床上躺了兩年半，竟連一點褥瘡都沒有生過。更令人難忘的是，在母親的撫慰下，父親竟又萌生起創作長篇歷史《杜甫》的念頭來。

　　說到《杜甫》的創作，應該感謝現在任澳門市政府廳賈梅士博物院副院長趙文房教授。當時，他是科學院歷史所青年研究人員，也在北醫住院，慕名請教，不意與父親結為忘年之交。父親出院後，趙先生亦常來家中問候，《杜甫》一書的參考資料即為其所提供。

　　一九六〇年二月，父親躺在床上，開始口授《杜甫》，由秘書侯增記錄。斷斷續續，到一九六一年二月，終於完成了作品初稿。當侯增用工整的鋼筆小楷，錄下關于杜甫「窮愁潦倒，病死舟中」那一段描寫時，父親對母親說：「二小姐，我也要走了。你多保重！」果然，到了第三天，即二月二十一日，父親溢然離開了人間，享年五十九歲，恰與杜甫同壽。

　　錄自《人民日報》（海外版）1988年3月15日—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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