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裡斯托夫(259)_羅曼·羅蘭

二五九

　　赫區特聳聳肩，按鈴要一個職員來，對他說：「把克拉夫特先生的檔案拿來。」

　　他從容不迫地對克裡斯托夫念合同的條文，但克裡斯托夫簽字時連看都沒有看一眼——結果合同全是按照當時一般音樂出版商的規定訂的——「赫區特先生是作者的全權代理人，包括版權及訴訟權在內，可以獨家編輯、出版、刻模、印刷、翻譯、出租、出售，以任何形式、在任何地點，在音樂會、咖啡廳、舞場、劇院等地，演奏上述作品，用任何樂器，甚至增加歌詞、改換題目等等，等等。」

　　「你看，」他說，「我沒有做得過分吧。」

　　「當然，」克裡斯托夫說，「我還應該感謝你呢。你幹嗎不把我的七重奏改成咖啡廳的小調？」

　　他氣得無可奈何，只好雙手抱頭。

　　「我出賣了我的靈魂。」他說了又說。

　　「放心吧，」赫區特挖苦說，「我不會叫你吃虧的。」

　　「而你們的共和國，」克裡斯托夫說，「居然允許做這種買賣！你們還說什麼個人是自由的，卻拍賣起個人的思想來了。」

　　「你不是拿了錢嗎？」赫區特問。

　　「三十個銅子，是不是？」克裡斯托夫說，「拿回去吧。」

　　他摸摸衣袋，要還赫區特三百法郎，但拿不出。赫區特微微一笑，帶了一點瞧不起的神氣，笑得克裡斯托夫更惱火了。

　　「我要我的作品，」他說，「我買回來好了。」

　　「你沒有權利，」赫區特說，「但我不想為難你，你可以拿回去——不過要賠償我的損失。」

　　「我會賠的，」克裡斯托夫說，「哪怕把我自己賣掉也行。」

　　他沒有異議就接受了赫區特提出的條件。這真是發了瘋，他買回他已經出版的作品，花的錢要比作品帶給他的收益高出五倍。這並沒有誇大其詞，因為是根據作品給赫區特的實際收益一絲不苟地計算出來的。克裡斯托夫當然付不出，赫區特也估計得到。他並不想壓克裡斯托夫，認為他作為藝術家也好，作為人也好，都高於任何其他年輕的音樂家；但是他要給克裡斯托夫一個教訓，因為他不容許任何人侵犯他的權利。這些條文也不是他制定的，當時通用的都是這一套；因此，他認為公平合理。

　　此外，他真心誠意地相信條文對作者和出版商同樣有利，因為出版商比作者更懂得推銷作品的方法，不像作者那樣斤斤計較感情上的得失，感情雖然高尚，但是違反了實際利益。他打定主意要克裡斯托夫成功，但要按照他的方式，要克裡斯托夫捆住手腳服服帖帖才行。他要人家感到：不要他幫忙也不是件容易事。於是，他們商量好了一筆有條件的買賣；如果克裡斯托夫六個月內還不了欠款，作品的版權還是全歸赫區特所有。其實，誰也預料得到：克裡斯托夫連四分之一的欠款也還不起。

　　然而，他堅持要賠償，不惜告別了那套往事知多少的房子，另外租了一套便宜點的——他還賣掉了好多東西。使他大為意外的是，沒一件東西值錢——他借了債，找莫克幫忙，不幸莫克那時手頭拮据，又得了關節炎，臥病在床——他又去找另外的出版商，到處提出的條件都和赫區特的差不多，總是商人占大便宜，有的甚至乾脆拒絕他。

　　那正是音樂界在報上拼命攻擊他的時候。巴黎一家大報對他特別無情；有一個不署名的編輯把他當作靶子，沒有一個星期不在《回聲》欄內發表歪曲他的文字，在他臉上抹黑。另外一個音樂評論員唯恐他蒙面的同行手腳不重，只要有點藉口就要發洩他的敵意。這不過是前哨戰，他宣佈不久還要進行正式的攻擊。但他並不忙於兌現，因為他瞭解群眾的心理，開門見山不如沒完沒了的含沙射影。他逗克裡斯托夫，就像貓捉弄老鼠一樣。克裡斯托夫讀了他送來的文章，雖然瞧他不起，還是有點痛苦。然而，他保持沉默，沒有答辯——即使他想答辯，他能做得到嗎？——卻為了自尊心堅決和出版商進行徒勞無益、力量懸殊的鬥爭。他浪費了時間、精力、金錢，還有他唯一的武器，因為他意氣用事，居然放棄了赫區特為他的音樂所做的宣傳。

　　忽然一下，形勢轉變了。報上宣佈的攻擊沒有兌現。含沙射影的文章也不再發表。圍攻頓時停了下來。更有甚者，兩三個星期之後，那家報紙的評論員居然隨隨便便發表了幾句讚揚他的話，似乎證明和他已經言歸於好了。萊比錫有個大出版商來信給克裡斯托夫，提出要印他的作品，訂合同的條件對他很有利。一封蓋了奧國大使館印章的信表示對克裡斯托夫的欽佩，說要在大使館的晚會上演奏他的作品。克裡斯托夫欣賞的「夜鶯」也被請到晚會上去演唱；從此之後，德國和意大利僑居巴黎的貴族「紗籠」都對她發出了邀請。

　　克裡斯托夫自己也不免要去參加一次音樂會，發現自己受到了大使最高規格的款待。然而，只交談了幾句就看得出主人不太懂得音樂，對他的作品並不瞭解。那麼，怎麼會忽然對他發生興趣呢？仿佛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照顧他，為他清除障礙，開闢道路。克裡斯托夫一問，大使就提到克裡斯托夫的兩個朋友，貝萊尼伯爵和夫人對他非常欽佩。克裡斯托夫連這個姓名都沒有聽說過；他去大使館的那天晚上，也沒有人給他介紹。他並不是非認識他們不可。他正處在對世人感到厭倦的階段，覺得朋友和敵人都一樣靠不住，都會互相轉化，只要風向一轉，朋友就翻臉不認人了；所以一定要學會不依賴朋友，要像十七世紀那位老人說的：

　　上帝要朋友來就來，要他們走就走。他們離開了我。我也要離開他們，再也不提他們了。

　　自從他離開了奧利維的家，就沒有再得到奧利維的消息；他們之間的關係似乎畫了句號。克裡斯托夫也不打算再交新朋友。他想像中的貝萊尼伯爵和夫人，不過是兩個冒充風雅，自稱是他朋友的人物；他也不想什麼辦法去和他們見面。還不如說他要躲開他們呢。

　　其實，他要躲開的是整個巴黎。他需要有幾個星期，能躲到一個孤獨而友好的環境中去。如果他能沉浸在故鄉的氛圍中，哪怕只是幾天，那是多麼好啊！漸漸地，他就像得了思鄉病。他要去看看他的萊茵河，河上的天空，地下的故人。他一定要去看看他們。可是他不能去，一去就有失掉自由的危險，因為他自逃離德國之後，一直受到通緝。但他覺得非回去不可，不去簡直要發瘋了，哪怕只去一天也行。

　　幸虧他有了新的保護人，一個德國大使館的年輕隨員，那是在演奏他作品的晚會上見到的；隨員對他說，他的祖國因為出了他這樣的音樂家而感到自豪，克裡斯托夫卻悻悻地答道：「祖國為我感到自豪，卻讓我死在國門之外，不讓我回去。」

　　年輕的外交官向他瞭解了情況，幾天之後，他來看克裡斯托夫，並且對他說：「上面有人很關心你。有一個重要的人物有權使通緝令暫停生效；他願意幫你的忙。我不知道他怎麼會喜歡你的音樂，因為——說老實話——他的趣味並不太高；但他人很聰明，而且慷慨大方。他雖然不可能立刻撤銷對你的通緝令，但如果你回家鄉的時間不超過四十八小時，只去看看親人的話，地方當局不會跟你過不去的。這裡有一張護照。你來回都要簽證。請你小心一點，不要惹人注意。」

　　克裡斯托夫又一次見到了故土。在規定的兩天期限之內，他只看看故園，和在園中長眠的故人打打交道。他看了母親的墓地。墳上長了青草；最近還有人來獻花。並排安息的是父親和祖父。他在他們腳下坐著。墓背後靠圍牆。牆外凹路上有一棵栗樹給墓地遮陰。從矮牆上可以看到牆外金黃的莊稼，暖風吹過，柔波起伏，太陽照在昏昏沉沉的土地上；聽得見鵪鶉在麥地裡的催眠曲，還有墓地的松濤柏浪聲。克裡斯托夫一個人在沉思默想。他的心很寧靜。他坐著，雙手抱膝，背靠牆垣，望著天空。他閉上眼睛，只一會兒。一切多麼單純！他感到回了家，和親人在一起。他們就在身邊，手挽著他的手。時間流走了。到了傍晚，腳步踏得沙子路颯颯作響。守墓人來了，瞧了瞧坐在那裡的克裡斯托夫。克裡斯托夫問他是誰獻的花兒。回答說是比伊農場的主婦每年來一兩次。

　　「是洛金嗎？」克裡斯托夫問。

　　他們談了起來。

　　「你是她兒子？」守墓人問。

　　「她有三個。」克裡斯托夫回答。

　　「我說的是漢堡的那一個。另外兩個沒有出息。」

　　克裡斯托夫把頭往後一仰，動也不動，話也不說。夕陽西下。

　　「我要關門了。」守墓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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