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裡斯托夫(221)_羅曼·羅蘭

二二一

　　艾斯白潔工程師也受到了克裡斯托夫樂觀態度的感染。然而，看不出他的習慣有什麼改變：他的積習已深；不能打算要他變得進取心很強，離開法國，到國外發財去。那樣要求就過分了。但他已經不再無精打采，很久以來，他曾把研究、讀書、科學工作都放到一邊，現在卻重新感到有興趣了。如果有人對他說，他對工作恢復了興趣，其中多少有克裡斯托夫的功勞，他會覺得大為意外；而更覺得意外的卻是克裡斯托夫。

　　全樓的人和克裡斯托夫打交道最快的要算二樓那對小夫妻。不止一次他走過他們門外，都聽見裡面的鋼琴聲，只要是獨奏而沒有聽眾，年輕的亞諾太太還彈得滿有味。於是，他送了他們幾張門票，去聽他的音樂會。他們自然感激不盡。從此以後，他晚上有時就到他們家裡去。但他再也沒聽到年輕的妻子彈琴了，她太膽小，不敢在外人面前演奏；即使是一個人彈，因為知道了樓梯上聽得到，她也把琴聲壓得很低。現在克裡斯托夫來彈琴了，他們就談得很久。亞諾夫婦談起音樂來勁頭十足，使他非常高興。他想不到法國人會這樣愛音樂。

　　「這是因為，」奧利維說，「直到目前為止，你見到的都是音樂家。」

　　「這我知道，」克裡斯托夫回答說，「音樂家是最不愛音樂的人；你不能要我相信，像你這樣的人法國會有很多。」

　　「總有幾千。」

　　「那麼，難道音樂成了流行病還是新潮流？」

　　「不是新潮流，」亞諾說，「一個人聽了和諧的弦樂或自然的歌聲，如果不覺得快活，不受到感動，不全身顫抖，不心蕩神馳，不超凡忘我，那就表明他的心靈受了扭曲，有毛病，不正常，我們對他應該小心，就像提防小人一樣……」

　　「這我知道，」克裡斯托夫說，「是我的老朋友莎士比亞說過的吧？」

　　「不是，」亞諾和和氣氣地說，「這是我國的龍沙早在莎士比亞之前就說過的。你看，這個潮流不是昨天才在法國開始的吧？」

　　法國人愛音樂已經使克裡斯托夫感到意外，愛的幾乎是德國人同樣愛的音樂，那就更使他大出意外了。在他開始見到的巴黎藝術家和文人雅士之中，格調高的也不過把德國大師當作外國的名家，他們不得不表示欽佩，但也只是隔岸觀火，自然而然就會嘲笑格魯克的笨拙，瓦格納的粗野；他們和法國作曲家的精緻細膩形成了對比。事實上，克裡斯托夫懷疑法國人按照法國方式演奏德國作品，能不能理解德國音樂。

　　有一次他聽了格魯克作品演奏會回來，覺得非常惱火，因為這些眼明心巧的法國人給脾氣不好的老頭子臉上塗粉了！他們給他穿上盛裝，紮上絲帶，使他的節奏變得軟綿綿的，使他的音樂染上了印象派的色彩，頹廢派的情調……倒霉的格魯克！他口若懸河的心靈，純潔無瑕的德行，裸露無餘的痛苦，都到哪裡去了？難道法國人感覺不到嗎？——直到這時，克裡斯托夫才看清了：他的新朋友們對德國的古典音樂，古老歌謠，對日耳曼民族心靈的深處，都有深刻的瞭解，含著脈脈的溫情。於是，他不免要問：他們是不是真把德國音樂家當做外人？一個法國人是不是只愛本民族的藝術家？

　　「不是這樣！」他們提出意見，「這是我們的批評家盜用我們的名義，自作主張說的話，他們總是隨大流，就以為我們也是跟他們一樣隨波逐流。其實，我們不管他們那套，就像他們不管我們一樣。這些好笑的傢伙要來教訓我們什麼是法國的民族性，什麼不是！這要由我們土生土長的法國人來說！……他們來教訓我們說：只有在拉摩的音樂中——或拉辛的悲劇中——而不是在其他作品中，才能看到法國。仿佛貝多芬、莫紮特和格魯克都沒有來過我們家裡，沒有在我們親人的爐邊和床前，分擔我們的痛苦，恢復我們的希望……仿佛他們和我們不是親如一家人似的！如果要我們說心裡話，那些巴黎批評家大肆吹噓的某個法國藝術家，在我們看來，倒真成了外國人呢。」

　　「其實，」奧利維說，「如果藝術要劃分界限的話，那界限與其說是民族，不如說是階級。我不知道有沒有法國的藝術和德國的藝術；但肯定有富人的藝術和窮人的藝術。格魯克雖然是平民中的大人物，但卻屬於我們這個階級。某個法國藝術家——恕我不提他的姓名——雖然生來就是平民，卻不屬於我們，因為他羞與我們為伍，他心目中沒有我們；我們心目中也就沒有了他。」

　　奧利維說對了。克裡斯托夫越了解法國人，越覺得法國的好人很像德國的好人。亞諾夫婦使他想起了親愛的老蘇茲。蘇茲熱愛藝術，多麼純潔，多麼無私，多麼忘我，對美多麼崇敬！想到蘇茲，他就更愛亞諾夫婦了。

　　克裡斯托夫看出了不同種族的好人之間沒有精神上的界限，同時也看出了同一種族的好人之間，如果說思想上有什麼界限的話，那也是荒唐可笑的。多虧了他，雖然他並不是有意拉攏，高乃依神父和華德萊先生這兩個看起來很難互相瞭解的人卻交上了朋友。

　　克裡斯托夫向他們兩個人借書看，使奧利維不滿意的是，他還隨隨便便把一個人的書轉借給另一個人。高乃依神父並沒有不高興，他有一種直覺，雖然沒有流露出來，他卻感到他年輕的鄰居有不自覺的虔誠心靈。華德萊先生有一本克魯泡特金的文集，他們三個人都喜歡讀，雖然喜歡的理由並不相同，卻使三個人接近了。有一天，三個人偶然在克裡斯托夫那裡會了面。克裡斯托夫還怕兩個客人會說出使對方下不了臺的話。事實恰恰相反，他們都客客氣氣。談話的題目都沒有危險：旅行的見聞，人生的經驗。他們發現對方寬容厚道，都有傳道說教的精神，雖然兩個人都有理由灰心喪氣，卻又充滿了不切合實際的希望。他們互相同情，卻又摻雜了幾分嘲諷。同情很有分寸。他們從來不談他的基本信仰。他們很少見面，也不找見面的機會；但一見面卻很高興。

　　兩個人當中，高乃依神父並不是沒有獨立見解的。這使克裡斯托夫大為意外。他慢慢地看出了這種自由的宗教思想的偉大，這種堅強而平靜的神秘主義，沒有一點狂熱，卻滲透了神父的全部思想、他日常生活中的全部行為、他對宇宙的全部看法——這種宇宙觀使他在自己身上看到了基督的存在，正如根據他的信仰，在基督身上可以看到上帝的存在一樣。

　　他並不否認生命的任何力量。對他說來，聖書中的一切，無論古代的或當代的，宗教的或世俗的，從摩西到貝特羅，都是確實的、神聖的，都是上帝的語言。《聖經》只不過是內容最豐富的典型例子，正如教會是團結在上帝名義下的最高級的精英一樣；但《聖經》和教會的精神，並不限於一成不變的真理之內。基督教義是基督靈活的說教。世界歷史不過是神的思想不斷發展的歷史。

　　猶太教堂的衰落，異教世界的分崩離析，十字軍東征的失敗，教皇鮑尼法斯八世受到的侮辱，伽利略說地球是在令人頭暈眼花的太空之中，無限小的東西比大東西還更有力量，國王的政權和政教協議的廢除，這些都曾一時擾亂人心。有人拼命靠攏傾倒的大廈，有人隨便抓住一塊木板，隨波逐流。高乃依神父卻只問自己：「人的位置在哪裡呢？是什麼使人生存的？」因為他相信：「有生命的地方就有上帝。」——因此，他對克裡斯托夫有好感。

　　而克裡斯托夫呢，他也喜歡再次聽到偉大的宗教心靈發出的美妙音樂。這音樂在他心中喚起了深遠的回聲。強者的天性中總有適應環境的能力，這是生命的本能，保存自己的本能，就像船歪時要恢復平衡，繼續前進，本能會再劃上一槳一樣——兩年來巴黎的肉欲主義引起了克裡斯托夫極端的懷疑和厭惡，反倒使上帝在他心中復活了。並不是他相信上帝。他是不相信的。但他心中洋溢著上帝的精神。高乃依神父微笑著對他說，他好像他的保護神聖·克裡斯托夫一樣，肩頭背著上帝卻一點也不知道。

　　「我怎麼看不見上帝呢？」克裡斯托夫問道。

　　「你就像成千上萬的人一樣：你每天都看到上帝，卻沒有看出上帝來。上帝用各種不同的形式，在每個人身上顯示自己——對有些人，他顯示在日常生活中——對另外一些人（比如說，對你的朋友華德萊先生，就像對聖·多瑪那樣），他顯示在有待醫治的創傷中，在有待拯救的苦難中——而對你呢，他顯示在理想的尊嚴中：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總有一天，你會看得出來。」

　　「我是自由主義者，」克裡斯托夫說，「我永遠不會放棄自由。」

　　「你和上帝同在就更自由了。」神父平靜地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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