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裡斯托夫(192)_羅曼·羅蘭

一九二

　　安東妮蒂害怕她要去的那個世界。六年來她已經變了。她本來很大膽，什麼都不怕，現在卻養成了沉默寡言和單獨生活的習慣，要她接觸社會反倒成了一樁苦事。過去幸福的日子已經一去無蹤，嘻嘻哈哈、嘮嘮叨叨、快快活活的安東妮蒂也隨著一去不復返了。不幸的日子使她不再喜歡交際。當然，和奧利維在一起生活，也不免要受到他靦腆性格的感染。除了和弟弟說話，她幾乎不大開口。什麼都使她害怕，連出去拜訪人也不敢。因此，一想到要去住在陌生人家裡，天天和他們談話，時時站在他們面前，她不由得不神經緊張了。可憐的少女並不比她弟弟更適合做教師，她只是憑良心辦事，對工作並沒有信心，也感覺不到她的工作對人會有什麼好處。她生來是愛人，而不是教人的。但誰在乎她的愛呢？

　　沒有一個地方用得上她的愛，她在德國的新職務更用不上。她在葛羅納蓬家教孩子們學法語，但這家人對她一點也不關心。他們既傲慢，又隨便，既不關心，又不識趣，他們捨得花錢，就以恩人自居，以為得了他們的錢，一切都得聽他們的。他們把安東妮蒂當作一個用人，不過稍微高級一點而已，所以幾乎不讓她有自由。她甚至沒有自己的臥房，只睡在孩子們臥房的外間，房門夜裡都得打開。她沒有單獨的時間。他們不尊重她的隱私——雖然私事不讓外人知道是每個人的神聖權利。

　　因此，她唯一的樂趣是和弟弟心靈交流，言語交談，她就儘量利用自由的時間。但他們不讓她有片刻的自由。她才寫一個字，就有人在房裡圍著她轉，問她寫的是什麼。她一看信，人家又問她信上說了什麼；他們開玩笑似的隨便打聽她的「小弟弟」。她不得不躲避他們。有時，她要用什麼辦法，躲到什麼地方，才能讀奧利維的信而不被人看見呢？說出來會令人難為情得臉紅的。如果她把信放在房間裡，肯定會有人偷看；她除了衣箱以外，別的家具都不能上鎖，於是，只好把私信全都帶在身上，因為人家總在搜索她的東西，她的內心，竭力要勾出她思想上的秘密。並不是葛羅納蓬一家關心她的私事；而是他們認為她是花錢雇來的人，那就得歸他們管。再說，他們也並沒有什麼惡意，因為他們已經養成了不尊重隱私的習慣，實在積重難返；而且他們自己彼此之間也不在乎。

　　安東妮蒂最受不了這種打聽隱私而不臉紅的習慣，使她一天片刻也躲不開他們刺探的目光。而她對葛羅納蓬一家人有點矜持、有所保留的態度，也刺傷了他們。當然，他們找得到合乎高尚道德的理由來使他們粗俗的好奇心合法化，同時責備安東妮蒂不該隱瞞。他們認為一個住在他們家裡的少女，就成了他們家庭中的一員，她既然負責教育他們的子女，他們也就有責任要瞭解她的私生活——家庭主婦對她們的用人說過這種話啊！她們所謂的「責任」並不是減少可憐的用人一點勞累，或是一點厭倦，而是不許她們有一點娛樂——他們得到的結論是：「安東妮蒂拒絕承認這種良心上的責任，那一定是做了什麼虧心事，因為一個清白的少女是沒有什麼可隱瞞的。」

　　就是這樣，安東妮蒂時時刻刻都在受到折磨，時時刻刻都得保護自己，因此，她對人顯得更冷漠，比平時更專顧自己了。

　　她的弟弟每天給她寫信，一寫就是十二頁；她也每天回信一封，哪怕只有兩三行。奧利維努力裝作一個勇敢的小大人，儘量不流露太多的痛苦。其實，他苦悶得要死。他和姐姐一直生活在一起，從來沒有分開過，現在一種相思兩處愁，他仿佛丟了半條命，不會用手、用腳、用腦，不會散步、彈琴、工作，不會無所事事，甚至連做夢也不會——除了夢見姐姐。他從早到晚拼命看書，但是看不進去，他心不在焉；他痛苦，想姐姐，想頭一天的信，或者眼睛盯著鐘，等當天的信；信一到，他拆開的時候手指發抖——又是快活，又是害怕。

　　就是情書到了情人手裡，手指也不會這樣哆嗦，心情也不會這樣不安。他像安東妮蒂一樣躲起來看信；他把信都帶在身上；到了夜裡，他把最近收到的一封放在枕頭底下，想姐姐想得睡不著，就用手摸摸信，看在不在那裡。他覺得姐姐仿佛遠在天邊！如果郵局耽誤了，把頭一天的信第二天才送到，那他特別覺得迫不及待。兩天兩夜，他們不能談心！……因為他沒有一個人出過門，所以老把時間和空間誇大了。他的想像力也來幫倒忙：「天呀！她是不是病了？會不會不等見他一面，就死了呢？……為什麼頭一天只寫這麼幾行？……是不是她病了？……是的，她一定是病了……」他憋得吐不出氣來——他想得更多的是：他怕一個人孤零零地死掉，姐姐不在眼前，眼前只有漠不關心的人，令人厭倦的學校，愁容滿面的巴黎。他想得太多，真要生病了……「要不要寫信叫她回來？……」——他一想到自己這麼懦弱，就不免要臉紅。但一寫信，和姐姐談得這樣開心，他卻會暫時忘了痛苦。他仿佛看見她，聽見她，和她無話不談，甚至和她在一起時，兩個人談得也沒有這樣親切熱情；他叫她「我全心全意熱愛的好姐姐」。這真是些情書。

　　這些信用溫情浸潤安東妮蒂的心，只有信裡才有她可以呼吸的空氣。如果早上等信的時候，信沒有來，她就會失魂失魄似的。有兩三回，葛羅納蓬家裡的人滿不在乎，或者是惡作劇——誰說得准？——把信一直拖到晚上才交給她，有一回甚至拖到第二天，使她急得發燒——到了新年那一天，姐弟兩人不約而同，花了不少錢給對方拍了一個長電報——說來也巧，電報同時到達兩地，使得兩人又驚又喜——奧利維有問題，有困難，都找安東妮蒂；安東妮蒂就幫助他，支持他，給他打氣。

　　其實，她自己還需要人家打氣呢。她悶死了，住在一個陌生的地方，不認識一個人，也沒有人關心她，只有一個不久前從外地來的教書先生的太太，和她同病相憐。那位太太是個好媽媽，同情姐弟兩個分開的痛苦——她硬要安東妮蒂告訴她一段傷心史——但她說話太吵，太俗，不知輕重，沒有分寸，嚇得安東妮蒂的貴族心靈更加不敢外露了。沒有人可以談心，她只好讓苦悶鬱積在心裡，這是個沉重的負擔；有時她覺得要壓垮了，但一咬嘴唇，又能挺起來向前走。這有損于健康，她瘦多了。弟弟的信也越來越洩氣。有一回他居然喪氣得來信說：「回來吧，回來吧，回來吧！……」

　　信剛寄出，他就後悔，立刻又寫一封，求安東妮蒂撕掉頭一封信，千萬不要當真。他甚至假裝快活，說用不著姐姐。他的自尊心強，疑心又重，唯恐人家相信他不能沒有姐姐。

　　安東妮蒂當然不會受騙，她看得出弟弟的心思，但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有一天，她幾乎要回去了，甚至到車站去打聽開往巴黎的火車時間。後來一想，她覺得簡直是胡鬧，她在這裡賺的錢正是為奧利維付膳宿費的；因此，只要可能，兩個人都該堅持下去。但是她的決心不大：早上，她的勇氣剛剛恢復，越是臨近黃昏，她就越洩氣，甚至想逃之夭夭。她思念家鄉——好個對她冷酷無情的家鄉，但那裡埋葬了她過去的歲月——她懷念家鄉的語言，她和弟弟表達姐弟之情的語言。

　　就在那個時候，一個法國劇團經過這個德國小城。安東妮蒂很少看戲——她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致——忽然遏制不住想聽聽法國語的念頭，她想在法語聲中使自己忘記身在德國。其餘的事，前面已經講過。戲票賣完了；她碰到了約翰·克裡斯托夫這個年輕的音樂家，她並不認識他，但他看到她失望的神氣，就請她到他的包廂裡去看戲，她貿然答應了。她和克裡斯托夫看戲的事引起了小城的閑言雜語，很快就傳到了葛羅納蓬家人的耳朵裡，他們本來就對這個法國少女不懷好意，加上我們在《反抗》中講過的原因，對克裡斯托夫也很惱火，所以不分青紅皂白，就把安東妮蒂辭掉了。

　　這顆純潔而羞怯的心靈想到的只是姐弟之情，一點也沒有卑污的念頭，明白了人家強加給她的罪名，真是又羞又氣。但她一點也沒有怪克裡斯托夫。她知道他是清白無辜的，和她自己一樣，如果說他連累了她，那也是好心不得好報，她還是感激他的。她對他並不瞭解，只知道他是個音樂家，受到過激烈的攻擊；雖然不懂世故，但她內心有種天然的直覺，因為受過苦難而更敏銳；她看得出陪她看戲的男子沒受教育，有點傻氣，和她一樣單純，有男子漢的氣概，只要一想到他，就會心情舒暢。人家說的壞話，並無損於她對克裡斯托夫的信任。她本身是個受害者，不難猜到他也是個長時間受到惡意攻擊的人。既然她已經習慣于為人著想而忘了自己，因此，一想到克裡斯托夫可能受過的痛苦，反倒減輕了一點自己的痛苦。但說什麼她也不想再去找他，或者和他通信；因為這違反了她清高的天性。她心裡想：他並不知道他害了她；那她就好心好意地希望他永遠不要知道。

　　她走了。說來也巧，離開小城一小時後，她坐的火車又迎面碰上了克裡斯托夫坐的火車，他在外地過了一天，正在歸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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