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裡斯托夫(176)_羅曼·羅蘭

一七六

　　他不太懂；想要瞭解，就要她談。她又談不出個名堂，只是說生活單調，過日子不容易。但她並不強調困難；工作難不倒她，已經成了一種需要，甚至是種樂趣。其實，壓在她心上最沉重的是生活無聊。她雖然不說，他也猜得到。慢慢地，他看出了她的心事，他對她的同情產生了一種直覺，這場病更增加了他的同情，而一回憶起他親愛的媽媽也有過同樣的生活，受過同樣的苦難，他的同情就變得更深刻了。他仿佛自己也在過這種沉悶無聊、並不健康自然的日子——這是資產階級社會強加給一般用人的生活，這些主人並不壞，只是不關心而已，他們往往幾天不和用人說一句話，只叫她幹活，一連幾個小時，在不大通風的廚房裡，只有一個天窗，還給一個食品櫃擋住了，天窗對面只是一堵肮髒的白牆。主人隨便說上一句菜的味道不錯，或者是肉燒得好，那就是天大的喜事。

　　生活在牆壁之間，空氣不新鮮，前途不光明，沒有一線希望，一點打算，一絲興趣——最糟糕的是：主人全家下鄉過假期去了。他們為了省錢，不帶她去；只給她工錢，卻不給回家的路費；若要回家，就得自己掏腰包。她不想回家，也沒有錢去。於是，她一個人待在空蕩蕩的房子裡。她也不想出去，甚至不願和別的用人談話，她有點瞧不起她們，因為她們粗俗，低級下流。她不出去找快活；她的性格莊重、節儉，出去怕會碰到壞人。

　　她只坐在廚房裡或臥室內，看到窗外淨是煙囪，還看得見醫院花園裡一棵大樹的頂端。她不看書，只好找活幹，或者發呆，無聊得哭了，哭倒成了發洩。她特別會哭，哭個沒完沒了，哭完反而痛快，幾乎成了一種樂趣。有時無聊得太厲害，連哭都哭不出來，心好像結了冰，人好像死了。然而物極必反，她又重新振作起來，自動地恢復了生機。她想起了妹妹，聽到了遠處的手風琴聲，又不知道想到哪裡去了。她計算了半天，做一件事需要多少時間，賺一筆錢需要多少日子，她老是算錯，又從頭來過；一直到睡著才罷。日子就這樣過去了……

　　苦悶發洩之後，她也會有孩子般快活的時候。她笑別人，也笑自己。她並不是看不出主人的苦悶，他們遊手好閒，自尋煩惱；女主人則想入非非，憂鬱莫名，她都不以為然；他們自命高人一等，所謂高雅不過是對一幅圖畫，一曲音樂，一本詩集感到興趣而已。她的常識雖然是粗線條的，但既不像巴黎女用人那樣裝模作樣，也不像外地老媽子那樣糊裡糊塗，越不懂反倒越羡慕；她對彈琴、談天這種文人雅事，總是敬而遠之，她覺得這些事完全無用，甚至可厭，卻在他們自欺欺人的生活中占了重要的位置。她不免不聲不響地把自己的現實生活和他們的奢侈生活作個比較，覺得他們的喜怒哀樂都是無事生非。然而，她並沒有反感。世界就是這樣，就是這樣。她得承認現實，既有壞人，也有傻瓜。她說：「要有各色人等，才成其為世界。」

　　克裡斯托夫以為是宗教信仰在支持她；但有一天，談到更有錢更快活的人時，她卻說：「到頭來大家都是一樣，總有那麼一天。」

　　「什麼時候？」他問道，「是不是要等到社會革命之後？」

　　「革命？」她說，「那河裡的水還不知道要流掉多少呢。我可不信這一套。不過，反正大家將來總是一樣的。」

　　「那要等到什麼時候？」

　　「當然是死了以後！那不是誰也一樣了嗎？」

　　他看到她這樣滿不在乎的現實主義，不免吃了一驚。他不敢問：「要是只有今生而沒有來世，那你一輩子過著這樣的生活，而別人卻過著快活的日子，你不覺得惱火嗎？」

　　她似乎猜到了他心裡的話；接著又無可奈何，說反話似的說：「一個人總得聽天由命。不能每個人都中頭彩呀。既然命不好，只好認了！」

　　她甚至不想到外國去（雖然有人找她去美洲），可以多掙一點錢。她腦子裡根本沒有要離開本土的念頭。她老是說：「天下石頭一般硬。」

　　她內心深處有聽天由命的思想，對什麼都不信，都笑笑算了。她是那一種法國人，沒有多少信仰，甚至根本沒有，從來不大考慮為什麼要活著，但生命力卻特別強——她是那一種鄉下人，手腳勤快，心裡麻木，既不滿意，也不反感，既不熱愛生活，也不放過一天，用不著別人說長道短，就有過日子的勇氣。

　　克裡斯托夫還沒見過這種鄉下人，發現這個單純的女人對信仰不感興趣，覺得很奇怪；看到她這樣固執地過著沒有樂趣、沒有目標的生活，覺得真是難為她了，尤其是她的道德觀念並沒有什麼依靠，卻能夠堅挺得住，更加難得。直到這時以前，他瞭解的法國平民都是從自然主義的小說和當代小文人的理論中讀到的，這些文人反對上個世紀的田園詩和革命文學，把自然人說成是做壞事的野蠻人，這樣一來，他們違反自然做出來的壞事反倒成了合理合法的了……他意外地發現西杜妮老實得到了毫不妥協的地步。

　　這不是個道德問題，而是個本性和自負的問題。她有貴族式的自負。如果以為平民就是平庸，那就錯了。平民也有貴族，正如上流人也有下流的靈魂一樣。貴族就是本性純潔、可能血統也比別人純潔的人，他們自己知道，並且意識到自己與眾不同，而且不屑降低身份去與大眾為伍。他們人數不多，但即使他們脫離群眾，也看得出他們高人一等，只要他們在場，別人就不敢輕舉妄動。別人不得不學他們，至少也得裝裝樣子。每個省份，每個村鎮，每個團體，顯示出來的都或多或少是當地貴族的面貌；當地的輿論反映的也是貴族的意見，有的太嚴，有的太寬。

　　目前，大多數人濫用的權力並不能使這少數人不露聲色的權威失效。更危險的倒是這些貴族離鄉背井，分散到遙遠的大城市中去。即使他們移民到了異鄉，離群索居，這些貴族的個性還是依然故我，不會為環境所同化——克裡斯托夫在巴黎的所見所聞，西杜妮幾乎一無所知，並且也不想知道。報紙上的色情文學就像政治新聞一樣，對她沒有什麼影響。她甚至不知道有個平民大學；即使知道了，她也不會關心，就像她不關心傳道說教一樣。她做自己的工作，想自己的事；不管別人想些什麼。克裡斯托夫說她這樣很好。

　　「這有什麼可奇怪的？」她說，「我不過是跟大家一樣罷了。你難道還沒有見過法國人？」

　　「我在法國人當中生活了一年，」克裡斯托夫說，「還沒有碰到一個不想吃喝玩樂，或者不跟著吃喝玩樂的人。」

　　「不錯，」西杜妮說，「你見到的只是有錢的人。有錢的人到處都是一樣的。其實，你還是什麼都沒有見到。」

　　「那好，」克裡斯托夫說，「我就從頭再來吧。」

　　於是，他頭一回隱隱約約見到了法國人民，這個民族給人永恆存在的印象，他們和土地打成一片，他們見過多少征服這塊土地的民族，多少不可一世的主宰者，但是如今安在？而法國人民卻永遠存在。

　　他現在身體好一些，開始下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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