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裡斯托夫(109)_羅曼·羅蘭

一〇九

　　新的打擊把克裡斯托夫壓垮了。他越讀越冒冷汗，一讀完簡直要發瘋。他要跑到報館去，但母親把他擋住了，怕他鬧出亂子，而這並不是過慮。他自己也怕出事，感到若是去了，難免會闖下禍來，於是，就沒有去，但卻做了另外一件蠢事。他怒衝衝地寫了一封信給記者，用傷人的語言責備他的行為，否認文章和自己有關，並且和社會黨鬧翻了。這封信沒有發表。克裡斯托夫又寫信給報館，要求登他的信。報館把他在採訪前的來信副本寄上，信中的話證明文章並不是沒有根據的，並且問他要不要兩封信同時發表。他感到自己跳不出人家的掌心。倒霉的是，他在街頭偏偏碰到了那個採訪他的記者，他不免說些瞧不起人的話。第二天，報上發表了一篇侮辱性的短評，說宮廷裡的奴才，即使掃地出門了，還是改不了奴性。再加上三言兩語，影射最近發生的事，使人一望而知說的是克裡斯托夫。

　　等到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克裡斯托夫已經沒有靠山了，他忽然一下發現：他的冤家對頭像雨後春筍一般冒了出來，多得出人意料。所有他直接或間接傷害過的人，不管他是進行過個人批評，或者是反對過他們的意見或低級的趣味，現在都群起而攻之，變本加厲地進行報復。而廣大的群眾，克裡斯托夫本想使他們擺脫麻木的狀態，現在他們冷眼旁觀，心滿意足，看到大家教訓這個狂妄的年輕人，他居然不知天高地厚，膽敢改變公共輿論，打擾好人的睡眠。克裡斯托夫已經掉下水了，大家還要使勁把他的頭按下水去。

　　但他們並不是同時出馬的，而是由一個人先來探測陣地。如果克裡斯托夫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他就加重打擊。接著別人來了；然後全軍出動。有些人只是好玩，來湊熱鬧，就像小狗喜歡在乾淨的地方撒尿一樣，那是些不夠格的記者，喜歡三五成群，到處亂竄，為了掩飾他們的無知，就對勝利者大捧其場，對失敗者大加口誅筆伐。有些人，把理論當成重量級的炮彈，抨擊起來震耳欲聾，大炮所過之處，有死無生，這是些大評論家，他們的評論能左右生死。

　　克裡斯托夫總算走運，他從來不看報。有幾個關心他的朋友特意把罵得最凶的報紙寄來。他卻讓報堆在桌上，懶得打開來看，一直等到最後，有一篇紅色花邊的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文章說他的歌曲像野獸的吼聲，他的交響曲是瘋人院的出品，他的藝術是歇斯底里的，時緊時鬆的音調是要人看不出他心靈的乾枯和思想的空虛。這個大名鼎鼎的評論家最後下結論說：

　　克拉夫特先生近來作為記者寫過一些文章，文筆拙劣，趣味低級，荒謬絕倫，引起了音樂界的轟動。當時有人好意勸他還是專心作曲為妙。但從他最近作出的樂曲看來，那些好心的勸告完全錯了。克拉夫特先生寫的文章肯定比他作的曲子要好得多。

　　讀了這篇評論，克裡斯托夫一個上午也不能安下心來工作，他又去找其他罵他的報紙，覺得洩氣也要泄個痛快。不料路易莎有個脾氣，要把亂七八糟的東西收拾「一乾二淨」，就把報都燒了。他開始有點惱火，後來反倒覺得這樣更好；索性把登這篇評論的報紙也交給母親，說早就該把這張報紙一起燒掉。

　　但是還有使他感到更沉重的打擊。他寫了一首四重奏，把手稿寄給法蘭克福一個有名的音樂團體，結果遭到了一致否決，但並沒有解釋原因。他寫了一首序曲，科隆有個樂隊似乎有意演出，但讓他等了幾個月之後，卻給退了回來，說是不能演奏。最沉重的打擊來自本城的一個音樂團體。樂隊指揮于弗拉脫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音樂家，但像許多指揮一樣，他沒有好奇創新的精神：只有他那一類人特別能適應的守舊惰性，對於已經成名的作品，他可以翻來覆去地演奏，但對任何真有新意的作品，他卻避之唯恐不及，仿佛怕會燙傷一樣。他不知疲倦地組織貝多芬、莫紮特，或是舒曼的音樂會，在這些人的作品中，他只要隨波逐流，順著自己熟悉的節奏演奏就行了。

　　但相反的是，他根本不能容忍當代音樂。他不敢公開承認，反倒說自己歡迎年輕的人才，而實際上，如果有人送來一部模仿古代大師的作品——一部從五十年前的新作移植過來的作品——他會非常高興接受，甚至還引以為榮地硬向社會推薦。這不會妨礙他演奏的秩序，也不會破壞大家習以為常的感動方式。但恰恰相反，如果有人可能打亂他美妙的安排，或者出現煥然一新的面目，那他卻會既蔑視又憎恨的。如果創新的作家沒有機會脫穎而出，那他只會蔑視。如果新人有可能成功，那他就會憎恨——當然，一直要恨到新人功成名就為止。

　　克裡斯托夫談不上功成名就，還差得遠呢。因此，當人家通過間接的途徑告訴他，於弗拉脫先生願意演奏他的作品，他覺得大出意外。他認為自己沒有理由可以得到這種榮幸，因為這位指揮是勃拉姆斯的好朋友，還有他的幾個朋友在雜誌上挨過克裡斯托夫的批評。但克裡斯托夫自己是個好人，於是將心比心，以為對方也和自己一樣寬宏大量。他猜想他們看到他受欺侮，要表示他們並不計較微不足道的恩怨，於是，他感動了。他寫了一封感情洋溢的信給於弗拉脫，並且寄去了一首交響詩。對方要秘書回了一封冷冷淡淡、客客氣氣的信，說是寄來的樂譜已經收到，但根據樂團的規定，交響詩要先交樂隊試演，然後才能公開演出。規定就是規定。克裡斯托夫只好低頭照辦。再說，這純粹是一套手續，免得業餘作曲家的粗製濫造來濫竽充數。

　　兩三個星期之後，克裡斯托夫得到通知，他的作品要預演了。照規矩說，預演是不公開的，連作曲家本人也不能到場。但天下事都有通融的餘地，作曲家總是在場的，只是不露面而已。大家都知道他來了，但大家又都裝作不知道。到了那一天，一個朋友來找克裡斯托夫，把他領進了排演廳，他就坐在一個包廂裡。他感到奇怪的是，這個不公開的預演會卻坐滿了人，至少在樓下，有一大堆音樂愛好者、有閑階級和評論家，走來走去，有說有笑。樂隊卻要裝著不知道他們的存在。

　　開始演奏的是勃拉姆斯的《狂想曲》，有女低音獨唱，男聲合唱，樂隊伴奏，主題是歌德的《冬游哈爾茨山》裡的一段。克裡斯托夫討厭這部作品堂而皇之的感傷情調，以為這也許是勃拉姆斯派客客氣氣地報復他的一種方式，勉強他再聽一遍他不客氣地批評過的一支曲子。一想到這點，他不由得笑了；更使他覺得好笑的是，在《狂想曲》之後，又演奏了兩個知名音樂家的作品，也是受到過他攻擊的；報復的用意似乎無可懷疑了。他不免做了個怪相，一想到這並不是暗箭傷人，音樂雖然不佳，公開的報復倒未可厚非。於是，大家對勃拉姆斯派熱烈鼓掌的時候，他也不由衷地拍了兩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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