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裡斯托夫(96)_羅曼·羅蘭

九六

　　華特霍斯心中暗喜，他認為沒有一次論戰能不打得頭破血流的。自然，他小心在意不讓流彈落到自己頭上；憑了他的家庭地位和社會關係，他自以為不會有什麼危險；至於他的猶太夥計，挨上三掌兩腳也不要緊。高特林和哀朗弗爾直到目前還沒受到攻擊，他們有恃無恐，因為他們會以牙還牙。使他們感到為難的，倒是克裡斯托夫毫不妥協，一竿子打到底的精神，這會得罪他們所有的朋友，尤其是女朋友。讀了開頭幾篇文章，他們笑得厲害，以為這場鬧劇很好玩；他們讚揚克裡斯托夫亂砸玻璃的勁頭，以為只消一句話就可以使他戰鬥的熱情降溫，至少會對他們相好的男朋女友手下留情——哪裡曉得不成。克裡斯托夫什麼也不聽，隨你怎麼說都不行，一直發瘋發得不可收拾。

　　要是讓他隨心所欲，那簡直沒辦法在本地待下去了。他們年輕的女朋友已經眼淚汪汪，怒氣衝衝地到雜誌社來鬧過幾場。他們用盡了外交手腕，勸克裡斯托夫批評的口氣起碼要緩和一點，克裡斯托夫一點也不鬆勁。他們氣了，克裡斯托夫也氣了，但他還是毫不遷就。華特霍斯看見朋友們鬧翻了天，覺得開心，但以為與自己無關，反倒站在克裡斯托夫一邊來氣他們。也許他比他們更能賞識克裡斯托夫一往無前的怪脾氣，既不給自己留一條退路，也不為將來作打算，只是埋著頭往前沖。至於曼海姆，看見這樣熱熱鬧鬧，他開心得像做了國王，以為把一個瘋瘋癲癲的人帶到一夥規規矩矩的人中間來，是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不管克裡斯托夫是打了一拳，還是吃了一腿，他都笑得直不起腰來。雖然他在妹妹的影響下，開始相信克裡斯托夫神經肯定有毛病，但反倒更喜歡他了——看到朋友的弱點，才能顯得自己高大。——就是這樣，他同華特霍斯反倒支持克裡斯托夫了。

　　他並不是一個不講求實際的人，雖然他儘量製造假像，以為自己並不實際，其實，他為朋友考慮還是很周到的，他認為對朋友更有利的，是參加本地最先進的音樂團體。

　　在這個小城裡，像大多數德國城市一樣，也有一個代表新思潮、反對保守派的瓦格納協會——這時瓦格納的名聲到處得到公認，他的作品在全德國的歌劇院上演，說他的好話當然不會冒什麼風險。然而，他的成功帶有幾分勉強，並不是大家自覺自願地承認的；因為在內心深處，大多數人還是頑固的保守派，尤其是這樣一個小城，跟時代的大潮流有點隔絕，而且對古老的名聲引以為榮。比別的地方更甚的，這個地方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是對一切新事物的不信任感，這是德國人生而有之的惰性，他們除了祖傳下來的東西以外，感覺不到其他事物是真實的、有力的。他們雖然不敢對瓦格納的作品說三道四，但對一切受瓦格納思想啟發而生的新作品，他們並不樂意接受，這一點是不難發現的。

　　因此，瓦格納協會如果存心要保護藝術界有新穎見解的年輕力量，那他們要做的好事可多著呢。他們有時的確做了好事，他們當中有些人就支持過受到勃拉姆斯派排擠的布魯克納和胡戈·沃爾夫。然而，大師的派性不可能不影響他的門人弟子；既然拜羅伊特城的瓦格納劇院只演瓦格納一個人的作品，那其他分院也只能把他當成唯一的上帝，永遠在小禮拜堂裡唱他的頌歌。最多他們也只能在教堂的側殿供上幾個忠實的信徒，而這些信徒一定要一絲不苟地執行神聖的瓦格納主義，匍匐塵埃地崇拜這位獨一無二、多才多藝的音樂、詩歌、戲劇、玄學的真神。

　　本地的瓦格納協會就是這種情況。然而，他們還要做點表面工作，樂意吸收一些有才華的年輕人入會，將來可能派上用場；因此，他們早就看上了克裡斯托夫。他們很有分寸地接近他，使他不知不覺地上了船，其實他一點也不需要加入什麼團體，因為他不明白他的同胞為什麼一定要成群結夥，仿佛一個人就會一事無成，不能唱歌、散步、喝酒似的。他厭惡一切社團。但全面衡量一下，他覺得瓦格納協會還是比別的團體好些，至少，這給他提供了一個藉口，可以去參加一些好的音樂會；雖然他並不同意瓦格納的藝術觀點，但協會到底比其他音樂團體接近自己一點。在他看來，他和這個社團之間還能找到共同的地方：他們對勃拉姆斯和勃拉姆斯派都有點過激。

　　於是，他就去了協會。是曼海姆介紹去的，他什麼人都認識。雖然不是音樂家，他卻是瓦格納協會的會員——協會領導委員會早就注意到克裡斯托夫在雜誌上發起的論戰。他攻擊對方陣營的致命弱點很有一手，很有力量，很可以為協會所用。克裡斯托夫固然也對他們神聖的偶像瓦格納放過幾支冷箭；但他們只當作視而不見——而且這初次冒犯並沒有擊中要害，所以他們趕快來拉住他的手——雖然他們並不承認——免得闖出大亂子。他們很客氣地來徵求他的同意，要在協會下次舉辦的音樂會上演奏他的幾支曲子。克裡斯托夫聽了很高興，滿口答應，並且到瓦格納協會來；曼海姆一鼓勵，他也就入會了。

　　那時瓦格納協會出頭露面的領導人有兩個：一個是出名的作家，一個是出名的樂隊指揮。兩個人都把瓦格納當作教主一樣，崇拜得五體投地。作家是姚西阿·葛林，編過一本《瓦格納辭典》，可以讓人立刻查到這位大師「無所不知」的思想，這是花了他一生精力的偉大作品。他可以在餐桌上一章一章地背出來，就像法國內地人會背伏爾泰諷刺聖女貞德的長詩一樣。他還在《拜羅伊特報》上發表關於瓦格納和雅利安精神的文章。

　　不消說，在他看來，瓦格納是純粹的雅利安種族的典型代表。雅利安族分為德國和法國兩個分支，德國民族能夠抵制拉丁塞米族，特別是法國民族的壞影響。他公然說：法國民族不純潔的高盧精神已經被徹底打垮了。但他每天仍然繼續艱苦的戰鬥，仿佛法國民族這個永恆的敵人一直是個威脅。他認為法國只有一個偉人，那就是承認雅利安族為優秀人種的高皮諾伯爵。葛林是個小老頭，客客氣氣，像未婚女子一樣容易臉紅——瓦格納協會的另一個台柱是哀利克·洛貝，直到四十歲以前都是一家化學工廠的老闆；然後他放棄了一切，去當樂隊指揮。他能做到這點，一來是因為他有決心，二來是因為他有錢。他是瓦格納的狂熱信徒，據說他曾經穿了香客的布鞋，從慕尼黑走到拜羅伊特去朝聖。

　　說也奇怪，這個讀過萬卷書、行過萬里路、幹過萬種事、處處顯得性格堅強的人，在音樂方面卻成了一頭盲從的綿羊；他那與眾不同的性格變成了與眾不同的愚蠢。他對音樂太沒有把握，不敢信任自己的感覺，所以指揮演奏會的時候，只敢像個奴僕一樣，緊緊跟隨拜羅伊特的樂隊指揮和藝術家的老一套，亦步亦趨，不敢越出一步。他恨不得把瓦格納小朝廷舞臺的場面，五顏六色的服裝道具，全盤照搬過來，迎合正統觀眾幼稚可笑的低級趣味。就像那種狂熱崇拜米開朗基羅的畫家，在臨摹大師的名畫時，把畫上的污點都臨摹下來，仿佛污點沾在神聖的作品上，也變神聖了。

　　克裡斯托夫對這兩個人物本來不會很感興趣。不過他們都是場面上的人，客客氣氣，相當有學問；而洛貝的談話，只要不是談到音樂，倒也不是沒有趣味。再說，他還是個精神失常的人，克裡斯托夫並不厭惡精神失常，見多了庸俗透頂的正常人，不正常反倒可以換換口味。他不知道精神失常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那可討厭透了；所謂「與眾不同」的人，其實是大家的誤會，他們的個性並不比別人強。他們只是脾氣怪，思想簡單得像鐘錶一樣機械而已。

　　姚西阿·葛林和洛貝希望得到克裡斯托夫的好感，開頭對他非常關心。葛林寫了一篇讚揚他的文章，洛貝在協會舉辦的音樂會上指揮演奏他的作品時，不折不扣地按照他的意思演出。這感動了克裡斯托夫。不幸的是，這些關心他的人不夠聰明，結果他們的關心等於白費。因為他沒有對恭維他的人產生幻覺。他的要求很嚴。他不喜歡人家口裡說佩服他，其實佩服的是和他相反的人；如果別人錯把他當成了朋友，他幾乎會把別人當作敵人的。因此，葛林把他看成瓦格納的信徒，他一點也不高興，也不願意葛林在他的歌曲和瓦格納的《四部曲》之間尋找相似的地方，其實除了一些音階之外，並沒有什麼共同點。他更不喜歡聽到他的作品夾在一些瓦格納派毫無價值的仿製品之間演出，而兩頭又是永垂不朽的理查德·瓦格納的大作。

　　不久，他在這個宗派的教堂裡就覺得憋氣了。這又成了一個音樂學院，和老的學院一樣狹隘，而且更容不下人，因為它本身在藝術王國中是個新來的宗派。克裡斯托夫開始懷疑一種藝術形式或思想形式是不是有絕對的價值。在這以前，他一直以為偉大的思想到處都會散佈光明。現在他才發覺思想改變了也沒有用，人還是老樣子；歸根結底，起作用的還是人，什麼人就有什麼思想。如果人生來庸庸碌碌，奴顏婢膝，那即使天才的思想通過他們的心靈也會變得平庸，即使英雄掙脫鎖鏈、爭取解放的呼聲也會變成後代的賣身契——克裡斯托夫不得不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他批評藝術上的盲目崇拜。他公然反對任何形式的偶像，任何形式的經典作品，他認為唯一有權繼承瓦格納精神的人，是像瓦格納一樣，敢把前人——包括瓦格納——踩在腳下，從他身上走過去，一往無前，永遠不往後看的人——是有勇氣讓該死的人死去，自己只是滿懷熱情地同活人打交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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