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裡斯托夫(2)_羅曼·羅蘭

二

　　這部鴻篇巨制進行到一半時，1908年12月，我在《約翰·克裡斯托夫》的筆記本上寫了下面這句話：「我不是在寫一本文學作品。我是在寫我的信仰。」

　　有了信仰，就有行動，而不在乎後果。成功或者失敗，那有什麼關係？「該做就做！……」我認為在《約翰·克裡斯托夫》中該做的事，是在法國精神和社會瓦解的時代，喚醒在灰燼下沉睡的心靈之火。而為了取火，首先要掃除陳年累月的灰燼和垃圾。要反抗壟斷陽光和空氣的「市場」，就要有一支勇敢無畏、準備犧牲、毫不妥協的精銳部隊。我想號召這支小部隊團結在一個英雄周圍，這個英雄就是他們的領袖。為了要有這個領袖，我就不得不把他創造出來。

　　我要求這個領袖具備兩個主要條件：

　　第一，有一雙自由、明亮、誠實的眼睛，就像北美印第安人的自然之子一樣——就是伏爾泰和百科全書派在《休倫人》中描寫的初到巴黎的土人，用他們純真的眼光來諷刺那個時代的社會所做出的荒唐事和所犯下的罪行。我需要這個觀象臺——兩隻不受拘束的眼睛——來觀察，來判斷今天的歐洲。

　　第二，觀察和判斷只不過是出發點而已。然後，更重要的是行動。你的思想，你的為人，都要敢於見諸行動——大膽說出來！大膽做出來吧！十八世紀伏爾泰寫的《天真漢》只是冷嘲熱諷，說說罷了。對於今天艱巨的戰鬥，他的力量就太薄弱。今天需要的是英雄。做一個英雄吧！

　　我在開始寫《約翰·克裡斯托夫》的同時，還寫了一本《貝多芬傳》。在傳記的序言中我給「英雄」下了定義。我拒絕把「英雄」的稱號賦予「那些靠思想或力量來取得勝利的人物。我稱為英雄的只是那些心靈偉大的人」。把這個詞的範圍擴大吧！「心靈」並不只局限於情感，而是包括內心生活的遼闊王國。能夠支配內心世界，依靠基本力量的英雄才有本領對付一個敵人的世界。

　　在我開始想到英雄的時候，貝多芬的形象自然出現在我面前。在現代的世界上，在西方人的心目中，貝多芬是一個難能可貴的藝術家，他不僅具有創造的天才，是浩瀚的內心帝國的主人，而且還具有博愛人類的心胸。

　　但是不要以為約翰·克裡斯托夫是貝多芬的寫照！克裡斯托夫並不是貝多芬。他只是一個新式的貝多芬，一個貝多芬式的英雄，但他是獨立自主的，生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上，也就是我們這個世界。他和這位波恩出生的音樂家在歷史上的相似之處，僅僅局限於本書第一卷《黎明》中所描寫的家庭情況。我在本書開始時把他們寫得相似，是要說明我的英雄屬於貝多芬的家族，深深紮根於西歐萊茵河畔的歷史中；我使他的童年時代籠罩在古老的德國——古老的歐洲氛圍之下。但是一旦樹從土地上長了出來，周圍的環境就都是「現代」；而他自己也徹頭徹尾成了我們中的一個——成了我們這一代英雄的代表，經歷了1870年的普法戰爭，直到1914年的歐洲大戰。

　　如果說他成長的世界已經粉碎，已經破壞，後來發生的強有力的事件使我有理由相信：克裡斯托夫這棵大樹並沒有倒下。狂風暴雨可以折斷幾根枝丫，但樹幹是不會動搖的。我的證據就是：每天都有飛鳥從世界各國來到大樹底下尋找蔭蔽之處。最激動人心而又遠遠超過了我寫作時所期望的是：沒有一個國家不知道《約翰·克裡斯托夫》。從世界上最遙遠的地方，從各個不同的民族，從中國、日本、印度、美洲、歐洲各國，都有人來對我說：「約翰·克裡斯托夫是我們的。他屬於我，他是我的兄弟。他就是我……」

　　這證明了我信仰的是真理，我已經達到了我努力尋求的目的。因為在1893年10月開始創作時，我寫下了下面這幾句話：「永遠顯示人同此心，無論表現的形式如何千變萬化。這應該是藝術的，也應該是科學的首要目標。這就是《約翰·克裡斯托夫》的目標。」

　　我應該說明為《約翰·克裡斯托夫》選擇藝術形式和文體風格時的考慮。因為形式和風格都和作品的構思、目標的設想有密切的關係。但是我想在我的《美學構思概論》中再作詳細的探討，因為我的構想和大多數法國同代人不一樣。

　　在這裡，我只想說《約翰·克裡斯托夫》的風格（有人習慣於根據這種風格來錯誤地判斷我的全部作品）是受到主題思想支配的，而這個思想啟發了我和我的戰友佩吉在開始編印《半月期刊》時做出的努力。這思想是粗獷雄渾的，然而，又是清教徒般嚴格的，因為我們要反對凍結狀態的時代和環境，非得極端嚴格不可。我們的思想是：「說話要直截了當！不要塗脂抹粉，矯揉造作！說話要人理解，不是要那一小撮挑三揀四的人，而是要成千上萬最單純、最普通的人懂得！不要怕太容易理解了！說話不要影影綽綽，遮遮掩掩，而要清楚明白，毫不動搖，甚至不惜顯得笨重累贅！笨拙又有什麼關係？只要人的腳跟站得更穩！如果要使你的思想深入紮根，重複同樣的話也是有用的，那就重複吧，深入吧，用不著找別的話了！但是一句話也不要浪費！讓你的話變成行動！」

　　這是我今天還要求做到的反對當代美學的原則；我今天還把這些原則應用於某些需要行動、承擔行動的作品。然而，不是全部作品。凡是讀書人都看得出《約翰·克裡斯托夫》和《心醉神迷》^①

　　﹛①現有中譯本譯為《母與子》。﹜

　　之間在內容、藝術、音調等方面的主要差別，更不用說《黎柳利》或《哥拉·布勒尼翁》了，後兩本書的內容要求完全不同的處理手法，連節奏、音色、協和音也是完全不同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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