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利斯朵夫(258)_羅曼·羅蘭

二五八

　　這件事對克利斯朵夫與奧裡維真是一個可怕的打擊。他們平素相親相愛的程度，使他們沒去想像為什麼他們的國家不採取跟他們同樣的辦法。這股突然覺醒的深仇宿恨，兩個人都看不出其中的理由，尤其是克利斯朵夫；他以德國人的身份，覺得對一個被自己的民族打敗的民族沒有憎恨的理由。他一部分同胞的驕傲狂悖使他非常痛心；在某個限度之內，他對於這種迫令投降的舉動和法國人同樣憤慨；可是他不大明白為什麼法國不肯做德國的盟友。

　　他認為德法兩國有多麼深刻的理由應當攜手，有多少共同的思想，同時又有多麼重大的使命應當協力完成，所以它們倆一味仇視的情形使他看了大為氣惱。和所有的德國人一樣，他覺得法國在這件誤會中是主要的罪人；因為即使他承認戰敗的回憶對法國很痛苦，也認為只是自尊心的問題，而為了更重大的利益——為了文明，為了法蘭西，——就不應當再想到自尊心。他從來沒費心把亞爾薩斯-洛蘭問題思索一下。

　　他在小學裡已經學會了把併吞亞爾薩斯-洛蘭的行為看作天公地道的行為，那不過是在幾百年的異教統治之後，把德國的土地歸還給德國罷了。所以一發覺他的朋友認為那是件罪行的時候，他簡直攪糊塗了。他從來沒跟他談起這些事，滿以為他們的意見是一致的；不料他素來相信為誠實的，胸襟寬大的奧裡維，竟沒有衝動，沒有憤怒，而只是不勝悲苦的和他說，一個民族可能放棄對於這樣一件罪行的報復，但要他同意這件罪行究竟對他是奇恥大辱。

　　他們倆極不容易彼此瞭解。奧裡維舉出許多歷史上的理由，證明亞爾薩斯為拉丁土地而應當由法國收回，但對克利斯朵夫一點沒作用；可以支持相反的主張的同樣充分的論據多得很：不論哪一種政見，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它所需要的理由。——克利斯朵夫的重視這個問題，並不僅僅是為了牽涉到法國，而主要是為了人情問題。關鍵不在於亞爾薩斯人是否德國人。事實是他們不願意做德國人；成為問題的只有這一點。誰有權利說：「這個民族是屬於我的，因為他是我的兄弟。」倘使對方不認他是兄弟的話？即使這種否認是不應該的，那末錯也錯在不能討兄弟喜歡的那一方面，因為他沒有權利硬要對方跟著他走。四十年來，德國人用著武力和種種的威脅利誘，甚至也由賢明正直的德國當局行了許多德政以後，亞爾薩斯人始終不願意做德國人。即使他們因意志消沉而不得不讓步的時候，那般被迫離鄉別井，逃亡異地的人的痛苦，——或者更慘的，那些沒法離開而忍受著深惡痛絕的枷鎖，眼看鄉土被侵佔，同胞被屈服的人的痛苦，是永遠消滅不了的。

　　克利斯朵夫天真的承認自己從來沒看到問題的這一方面，接著心裡就不好過了。一個老實的德國人討論問題往往非常坦白，那是看重自尊心的拉丁人——不管他多麼真誠——不大辦得到的。固然，歷史上所有的民族都犯過這一類的罪惡：克利斯朵夫可並不援引那些例子做德國的口實。他太高傲了，不能去找那種可恥的藉口；他知道人類越進步，人的罪惡越顯得可怕，因為四周有著更多的光明。但他也知道，倘若法國打了勝仗，也不見得比德國更有節制，一定也會在罪惡的連鎖中加上一環。這樣，悲慘的衝突可以永遠繼續下去，使歐羅巴文明的精華受到危險。

　　克利斯朵夫固然為了這個問題很難受，但奧裡維更痛苦。可悲的還不止在於兩個最配攜手的民族自相殘殺。便是在法國內部，也有一部分人準備跟另一部分的人廝殺。和平運動與反軍國主義運動，多少年來同時由國內最高尚的跟最下賤的分子在那裡宣傳。政府讓他們幹去；只要是不妨礙政客們眼前的利益的，政府對一切都采著旁觀的態度；它沒想到最危險的並不在於公開支持一種最危險的主義，而是在於聽讓這種主義潛伏在民族的血管中，等政府預備作戰的時候來破壞戰爭。這主義一方面迎合自由思想的人，因為他們夢想建立一個友好的歐羅巴，由它把所有的努力結合起來，締造一個更公平更有人性的世界；同時它也迎合無恥小人的自私自利，因為這般人是不論為什麼人什麼事都不肯把自己的皮肉去冒險的。——這些反戰思想把奧裡維和他的許多朋友都感染了。

　　有一二次，克利斯朵夫在自己家裡聽到一些談話，不禁為之駭然。那位好心的莫克，腦子裡裝滿了人道主義的幻想，精神奕奕的睜著眼睛，語氣非常柔和的說，應當阻止戰爭，而最好的方法是煽動士兵反抗，教他們向長官開槍。他保證那一定會成功。工程師哀裡·哀斯白閑冷冷的回答說，倘若發生戰事，他和朋友們先要跟國內的敵人算清了賬，再上前線。安特萊·哀斯白閑卻站在莫克一邊。

　　克利斯朵夫有一天看見弟兄倆爭執得很凶，甚至互相以槍斃來威嚇。雖然這些殺氣騰騰的話還帶著說笑的口吻，可是聽的人很能感到他們說的話有朝一日的確句句會實行的。克利斯朵夫好不詫異的估量著這個荒唐的民族，永遠預備為了思想而自殺……真是瘋子。專講邏輯的瘋子。各人只看見自己的思想，不走到終點，決不肯有一點兒讓步。而且他們當然是以互相消滅為快的。人道主義者對愛國主義者開火。愛國主義者對人道主義者開火。而這時候敵人來了，把國家和人類一齊壓得粉碎。

　　「可是告訴我，」克利斯朵夫問安特萊·哀斯白閑，「你們和別的民族的無產階級有沒有聯繫好呢？」

　　「反正要有個人首先發難。那就由我們來了。我們素來是打先鋒的。讓我們來發信號罷！」

　　「要是別人不響應怎辦呢？」

　　「不會的。」

　　「你們有沒有協定，有沒有預先定下一個計劃？」

　　「用不著協定！我們的力量比什麼外交手段都強。」

　　「這不是一個觀念的問題，而是戰術的問題。倘使你們要消滅戰爭，就得用戰爭的方法。在兩國之間先把你們的作戰計劃定下來，把你們在德法兩國的行動和日期商量妥當。倘若你們只存著碰運氣的心，那末結果怎麼樣？一方面是毫無計劃的碰運氣，另一方面是有組織的強大的力量，——你們不被他們壓倒才怪！」

　　安特萊·哀斯白閑不聽這些。他聳聳肩，只空空洞洞的說些威嚇的話：他說拿一把砂子放在要害，放在齒輪裡，就能把機器破壞。

　　可是從容不迫的談理論是一件事，把思想付諸實行——尤其在需要當機立斷的時候，——又是一件事。狂風巨浪在心坎裡卷過的時間的確是難過的。一個人自以為是自由的，是自己思想的主宰；不料你忽然覺得不由自主的被什麼東西拖著。你心中有個曖昧的意志要違反你的意志。你這才發見有個陌生的主宰，有一種無形的力統治著人類。

　　一般頭腦最堅定，信仰最穩固的人，發覺自己的信仰溶解了；他們彷徨無措，不知道怎麼決定，而結果往往會走上跟他們預定的完全不同的路，教自己大吃一驚。反對戰爭最激烈的人中，有些會覺得國家的驕傲與熱情突然在胸中覺醒起來。克利斯朵夫看到一般社會主義者，甚至工團主義者，對著這些相反的熱情與責任依違兩可，無所適從。在兩國衝突的初期，克利斯朵夫還沒把事情看得嚴重，他用著德國人那種冒失的態度和安特萊·哀斯白閑說，這是實行他理論的時候了，要是他不願意德國把法國吞滅的話。安特萊聽著大怒，跳起來回答說：

　　「試著瞧罷！……你們這批混蛋，也算有個該死的社會黨，擁著四十萬黨員，三百萬選舉人，你們還不敢堵住你們皇帝的嘴巴，擺脫你們的枷鎖！……哼，我們會來代勞的，我們！吞滅我們罷！我們才會吞滅你們呢！……」

　　等待的時期越拖長，大家心裡越煩躁。安特萊痛苦不堪。明知自己的信仰是對的而沒法加以保衛！同時還覺得受到那種精神疫癘的傳染，——它就在民間傳播集體思想的強烈的瘋狂，戰爭的氣息！這股氣息對克利斯朵夫周圍的人都起了作用，便是克利斯朵夫也免不了受到影響。他們彼此不說話了，大家都離得遠遠的。

　　但遲疑不決的心緒是不能長久拖下去的。行動的怒潮，不管那些躊躇的人願意不願意，把他們都推送到這個或那個黨派裡去了。有一天，人們以為到了最後通牒的前夜，——兩國所有的活力都緊張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時候，克利斯朵夫發見大家都已經挑選定了。一切敵對的黨派都不知不覺站到它們先前嫉恨或瞧不起的政府方面去。頹廢藝術的大師們和美學家們，在短篇的色情小說中加進一些愛國的宣傳。猶太人說要保衛他們祖先的神聖的土地。哈密爾頓一聽到國旗二字就會下淚。而大家都是真誠的，都是害了傳染病。

　　安特萊·哀斯白閑和他提倡工團主義的朋友，跟別人一樣，——並且更甚，為了形勢所迫，為了不得不採取一個他們痛恨的主張，便抱著一肚皮陰沉的、悲觀的怒意打定了主意，那種心緒就逼著他們替殘殺做了瘋狂的工具。電工奧貝，因為後天的人道主義與先天的排外主義在胸中交戰得難解難分，差點兒發神經病。他失眠了好幾夜，終於找到了一個解決一切的方式：認為法國便是全人類的化身。從此他不再跟克利斯朵夫談話。差不多屋子裡所有的人對他都閉門不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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