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利斯朵夫(239)_羅曼·羅蘭

二三九

　　除了高傲的孤獨，還有一種是隱忍退讓促成的孤獨。法國多少老實人都把他們的慈悲，勇敢，和真摯的感情埋藏在心裡。數不清的有理沒理的理由使他們不願意行動。在某些人是為了服從，為了膽怯，為了習慣性；在另一些人是為了怕輿論，怕鬧笑話，怕抛頭露面，怕人家把他們毫無作用的行為說是有作用的。這一個不參加政治的與社會的鬥爭，那一個不參加慈善事業，因為他們看到做事不認真或沒有頭腦的人太多了，也因為怕別人把他們看做跟走江湖的與糊塗蟲沒有分別。

　　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感覺厭惡，困倦，怕行動，怕痛苦，怕醜惡，怕鬧笑話，怕出亂子，怕負責任；還有那「有什麼用？」的心理，把今日多少法國人的意志都給消磨了。他們太聰明了，——沒有氣魄的聰明，——他們看到正反兩方面的理由。他們缺少力量，缺少生氣。一個人生氣蓬勃的時候決不問為什麼生活，只是為生活而生活，——為了生活是樁美妙的事而生活！

　　那般優秀的人，有的是可愛的普通的優點：人生觀很溫和，欲望很澹泊，愛家庭，愛鄉土，遵守禮教，謹慎小心，不強制別人，不妨害別人，不輕易洩露感情，永遠取著矜持的態度。所有這些可愛的動人的特點，在某種情形之下可以和恬靜，勇敢，內心的歡樂，並行不悖，但跟法國民族的衰老與貧血也不無關係。

　　在克利斯朵夫和奧裡維的屋子底下，那個四面圍著高牆的幽美的園子便是小型法蘭西的象徵。那是一片跟外界隔絕的綠茵。有時，外邊的狂風打著回旋降到園裡，給坐在那兒出神的少女帶來一些遙遠的田野和大地的氣息。

　　克利斯朵夫看到了法國潛藏的生機，覺得它不應該讓卑鄙無恥的人壓迫。沉默的優秀階級躲在裡頭的那個半明半暗的境界，使他感到窒息。禁欲主義只有對一般沒有牙齒的人才配。他卻需要無限的空氣，廣大的群眾，輝煌的太陽，千萬生靈的愛，需要把他所愛的人緊緊的抱在懷裡，把敵人碎為齏粉；他需要戰鬥，需要勝利。

　　「你能這樣做，」奧裡維說，「你是強者，你憑著你的缺點——（對不起！）——跟優點，生來是為戰鬥的。你的民族不是一個太貴族的民族，這是你的運氣。行動不會使你厭惡。必要的時候你甚至會去幹政治！……並且你用音樂寫作又是了不得的幸運。人家不懂你的話，你什麼都可以說。倘使人家知道你的音樂裡有瞧不起他們的意思，有他們否認的信仰，也有對於他們竭力想撲滅的東西不斷的頌贊，那末他們決不會饒你，一定要阻撓，搗亂，使你為了和他們奮鬥而把大部分的精力消耗完了，等到你勝利的時候，你已經沒有完成事業的餘力，你的生命也快告終了。成功的大人物是得力于別人的誤解。人家佩服他們的地方正是跟他們的真面目相反的。」

　　「唉！」克利斯朵夫回答，「你們可沒有認識你們那般大師的懦怯。我早先以為你是孤獨的，所以我原諒你沒有行動。但實際上你們思想相同的人不知有多少。你們比壓迫你們的人強過百倍，你們的價值比他們的超過千倍，而竟甘心情願對他們無恥的行為屈服！我真不瞭解你們。你們有著最美的國土，了不得的聰明，又最富於人情味，你們卻絲毫不加利用，還讓少數的壞蛋把你們控制，污辱，踩在腳下。喂，拿出你們的真面目來罷，怕什麼！別等奇跡或是拿破崙來幫你們忙！起來罷，團結起來罷。你們大家都得動員，馬上把屋子打掃乾淨。」

　　但奧裡維聳聳肩膀，無精打采而又含譏帶諷的說：「跟他們去火並嗎？不，那不是我們的任務，我們有更好的事可以做。我最恨強暴。結果怎麼樣，我是太明白了。那些一事無成而滿腹牢騷的老朽，保王黨裡的年輕的傻瓜，宣傳暴行與仇恨的惡魔，會一齊霸佔我的行動，加以玷污。你難道要我再喊蠻子滾出去或法國人的法國這一套仇恨的老口號嗎？」

　　「幹麼不？」克利斯朵夫說。

　　「不，這都不是法國話。人家儘管把它們塗著愛國色彩到處宣傳也是白費的。那只適用於一般野蠻的國家！我們的國家不是培養仇恨的國家。要肯定我們的民族性，並不在於否定別人或毀滅別人，而是在於把他們同化。不管是騷亂的北方人還是多嘴的南方人，都讓他們來罷……」

　　「還有那含有毒素的東方？」

　　「連那含有毒素的東方也沒關係：反正我們會吸收它，像吸收旁的一樣，過去我們吸收的還不多嗎？東方表示得意揚揚，我們中間有一部分人戰戰兢兢，都教我看了發笑。它以為把我們征服了，在我們的大街上，報紙上，雜誌上，戲院舞臺上，政治舞臺上，耀武揚威。傻子！它才被我們征服呢。它滋養了我們，它自己可消滅了。高盧人的胃是強健的；二千年來被它消化的文明何止一個。我們受得起毒藥的試驗……你們德國人要怕，你們去怕罷！你們非純粹不可，否則就沒法存在。可是我們，主要的不在於純粹而在於兼收並蓄。你們有一個皇帝，大不列顛也自稱為帝國，但事實上真有帝國意味的倒是我們的拉丁民族的性格。我們是世界城的公民。」

　　「好得很，」克利斯朵夫說，「只要一個民族是健康的，在它年輕力壯的階段，這一套都很好。但它的精力終有枯竭的一天，那時它就有被外來的巨潮淹沒的危險。我們中間不妨老實說，你不覺得這種日子已經來到了嗎？」

　　「這個話人家已經說了幾百年了！但我們的歷史每次都證明那是多慮。聖女貞德的時代，巴黎一片荒涼，豺狼出沒；從那個時候到現在，我們受的考驗簡直數不清！今日的道德淪喪，淫樂無度，志氣消沉，社會混亂，我都不放在心上。耐著點性子罷！要生存就得受苦。我很知道將來會有一個反動的潮流，——可是也不見得如何高明，結果也許攪出些同樣胡鬧的事，而今日靠渾水裡摸魚過日子的人，將來還是會叫叫嚷嚷的做領導……可是那有什麼關係？這些運動並不接觸到法蘭西真正的民眾。爛果子不會使果子樹跟著爛的。它掉在地下就完了。在整個民族中間，所有那些人是太不足道了！他們死也罷，活也罷，跟我們有什麼相干？難道值得我忙忙碌碌，去築起堤岸，掀起革命來對付他們嗎？現在的禍害不是一個制度造成的。這是奢侈帶來的麻風病，是財富與聰明的寄生蟲。它們會消滅的。」

　　「把你們腐蝕了以後。」

　　「對於這樣一個民族，你不能絕望。它有那麼一種潛在的德性，那麼一股光明與理想主義的力，便是那些蠶食它破壞它的人也受到影響，甚至一般貪得無厭的政客也會受它誘惑。最平庸的人一旦握了政權，也感覺到國運的偉大；這國運把他們從小我中超脫出來，拿火把交給他們，叫他們一個一個的傳遞過去；而他們也跟著前人從事於消滅黑暗的神聖的鬥爭。民族的精神拖著他們；願意也罷，不願意也罷，他們都完成了他們所否定的上帝的意志……親愛的國家，親愛的國家，我對你的信心是永遠不會動搖的！你所受的致命的考驗，倒反使我感到，我們在世界上所負的使命是值得驕傲的。我絕對不願意我的法蘭西瑟瑟縮縮的關在一間病房裡，不敢吹到外界的風。我不願意病病歪歪的苟延殘喘。一個人長大到我們這樣的時候，倘使要停止長大，還不如痛快死掉。全世界的思想儘管撲到我們的思想中來罷！我決不害怕。潮水把肥沃的淤泥帶給我們的土地，然後它會退下去的。」

　　「可憐的朋友，」克利斯朵夫說，「在它沒退下去的期間，可不是有趣的啊。而且等到你的法蘭西從尼羅河中浮起來的時候，你自己在哪兒呢？奮鬥不是更好嗎？除掉你早已認為命中註定的失敗以外，又沒別的危險。」

　　「不，我所冒的危險遠過於失敗。我可能喪失精神上的平靜：那對我是比勝利更重要的。我不願意恨。哪怕對我的敵人，我也要給他一個公平的待遇。我要在大家熱情洶湧的浪潮中保持我清明的目光，我要瞭解一切，愛一切。」

　　但克利斯朵夫覺得用這種超然物外的心情去愛人生，和自甘滅亡的退讓沒有什麼差別；他像安班陶克爾老人^①一樣，覺得胸中有一支頌歌在那裡頌贊恨，頌贊與恨相連的愛，——墾殖大地的，在大地上播種的，內容豐富的愛。他不能贊同奧裡維那種安安靜靜的宿命觀；並且他不大敢相信一個絕對不自衛的民族能夠久存，所以恨不得喚起整個民族的健全的力，使全法國所有的老實人都奮臂而起。

　　﹛①紀元前五世紀時的大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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