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新世界(87)_奧爾德斯·赫胥黎

八七

　　社會倫理的基礎是我們是完整的社會性動物，人類的嬰兒出生時別無二致，個體是在集體環境下塑造的產物，但這些觀點是錯誤的，如果社會倫理被廣泛接納的話，將可能會造成同樣可怕的後果。如果這些觀點是正確的，如果人類真的是一個社會性物種的成員，如果他們的個體特徵微不足道並能夠通過適當的培育而完全定型的話，那麼，顯然就不需要自由了，國家迫害要求實現自由的異端人士將會被正當化。

　　對於白蟻來說，為白蟻窩服務就是最好的自由。但人類並沒有徹底的社會性，他們只是有一定的群居性。他們的社會不是像白蟻窩或蟻穴那樣的有機體，而只是組織，換言之，是為了集體生活而創造的機器。而且，個體之間的差異是如此巨大，即使在最強大的文化塑造之下，一個極端的內胚葉型者（用威廉·赫伯特·謝爾登的術語進行形容）仍會保持他那好交際和貪圖享樂的特徵，而一個極端的中胚層體型者仍會保持精力充沛不畏艱難的特徵，而一個極端的外胚葉型者會總是孤僻、內向而過於敏感。

　　在我的寓言《美麗新世界》裡，基因改造和後天培育的雙重過程確保了合乎社會要求的行為。在試管裡培育嬰兒，通過採用數量有限的母親的卵子和促使每一個卵子不斷分裂的手段，培育出一百多個一模一樣的多胞胎出來，以此保證生出來的人高度一致。通過這種方式有可能為標準化的機器培育出標準化的操作員來。而標準化的操作員在出生後再通過嬰兒培育、睡眠教育和使用化學藥物產生欣快感，代替一個人感到自由和有創造力時的滿足感，使其成為完美的產品。正如前面的章節所指出的，在我們生活的世界裡，巨大的非人格化的力量正在促成權力的集中和一個嚴格管制的社會。

　　對個人實施基因標準化仍然不可能實現，但龐大的政府和商業機構已經掌握了或很快將會掌握《美麗新世界》裡所描述的所有的用於控制思想的手段，以及其他我根本無法想像的手段。未來人口過多而且過度組織化的世界的統治者們缺乏對胚胎進行基因一致性改造的能力，將會嘗試對成人和他們的孩子推行社會和文化的一致性。要實現這個目的，他們會（除非予以制止）運用一切能夠運用的思想控制的手段，並會毫不猶豫地通過經濟壓迫和肉體施暴的威脅強化這些非理性勸誘的手段。要避免這種獨裁體制出現，我們必須刻不容緩開始對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子孫進行關於自由與自治的教育。

　　正如我已經說過的，倡導自由的教育首先應該是基於事實與價值觀的教育——個體多樣性和基因獨特性這一事實，以及自由、寬容和友愛的價值，它們是這些事實在倫理上的必然推論。但不幸的是，光有正確的知識與合理的原則並不足夠。平淡的真相或許會被令人興奮激動的謊言所掩蓋。對激情的巧妙利用總是良好的決心所無法抵擋的。只有接受徹底的對宣傳手段進行分析和看穿它的詭辯的培訓，才能消除虛偽而有害的宣傳的影響。

　　語言促成了人類從動物進步為文明意義上的人。但語言也激發了愚昧和系統性的極度可怕的邪惡，它們就像由語言激發的深謀遠慮和善良仁慈一樣是人類行為的特徵。語言讓其使用者專注於事物、人物和事件，即使那些事物和人物並不存在，而那些事件並沒有發生。語言塑造了我們的記憶，通過將經歷轉變成符號，將直接的渴求或憎惡、仇恨或愛意轉化為固定的情感和行為準則。大腦的網狀系統從不計其數的刺激中選擇少數對我們有實際意義的體驗，而這個過程我們毫無察覺。

　　從這些無意識下選擇的體驗中，我們再有意識地將一小部分選擇出來並抽象化，從我們的詞匯中選擇詞語作為標識，然後將其歸入一個同時涵蓋形而上學、科學和倫理學的由其他抽象層次更高的詞語構成的體系中。如果選擇和抽象化是由一個對於事物的本質並非過於謬誤的體系決定的，而詞語標簽得到精心選擇並充分理解它們的符號本質的話，我們會作出切合實際和得體的行為。但如果詞語選擇不當，而且對它們只是符號的本質缺乏理解，而且由謬誤的思想體系去選擇和抽象化體驗的話，我們將會做出殘忍愚昧的舉動，而這些事情是愚笨的動物（正是因為它們愚笨而不會說話）做不出來的。

　　自由的敵人通過非理性的宣傳，系統性地敗壞語言的資源，目的是哄騙或恫嚇受害者像思想操縱者所希望的那樣去思考、感受和行動。倡導自由的教育（同時也是提倡愛與智慧的教育，它們是自由的條件和結果）其中必須包括語言的恰當使用的教育。在過去兩三代人的時間裡，哲學家們殫精竭慮地對符號與意義的含義進行分析。我們表達的詞語與句子是如何與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必須應對的事物、人與事件聯繫在一起的？對這個問題進行討論會花費太多的時間和偏離主題。簡單地說，對語言的恰當使用進行合理教育的教材——橫跨從幼兒園到研究生院的每一級別的教育——現在已經有了。分辨符號的恰當使用和不當使用的教育已經可以立刻開始進行了。

　　事實上，過去三四十年間，它原本可以隨時開始。但現在孩子們並沒有在接受系統的教育去辨別真偽或區分有意義和無意義的表述。為什麼會是這樣？因為他們的長輩，即便他們生活在民主國家裡，也不想讓他們接受這類教育。在這裡有必要講述一下宣傳分析學院那短暫而可悲的歷史。該學院創建於一九三七年，當時納粹的宣傳喧囂一時，影響深遠，它的創始人是新英格蘭的慈善家費爾林^①先生。在其贊助下，對非理性宣傳的分析開始進行，並為高中生和大學生準備了幾篇課文。

　　﹛① 愛德華·阿爾伯特·費爾林（Edward Albert Filene，1860—1937），法裔美國商人、慈善家。﹜

　　接著戰爭打響了——一場在各個戰線進行的全面戰爭，不僅在戰場上，還在思想上進行。同盟國的所有政府都在進行「心理戰」，再堅持去分析宣傳材料就似乎不是很明智了。這個機構於一九四一年關閉。但即使在戰爭爆發之前，許多人士就極度反對它的活動。例如，某些教育者不贊成分析宣傳內容的教育，理由是它會使得青少年變得憤世嫉俗。軍方也不歡迎，他們擔心新兵會開始分析教官所說的話。還有神職人員和廣告商的反對。神職人員反對宣傳分析，因為它會破壞信仰和使得人們不再去教堂，廣告商反對宣傳分析，原因是它會削弱品牌的忠誠度和影響銷售。

　　這些恐懼和厭惡並非沒有依據。太多的平民百姓如果對他們的牧師和上司所說的話尋根問底的話或許將會造成顛覆。當前的社會秩序依賴於服從的繼續，不對那些掌握權力的人和本地傳統神聖化的宣傳提出太多令人尷尬的問題。再一次，問題的關鍵所在是找到一條中庸之道。個體必須有充分的暗示感受性，願意並且能夠使社會運作，但不能有過分的暗示感受性，以免無助地落入職業思想操縱者的圈套。

　　同樣地，他們應該接受關於分析宣傳內容的充分的指導，不至於不加批判地相信胡說八道的內容，但不能有過度的批判性，讓他們斷然拒絕並非總是符合理性的出於善意的傳統守護者所說的話。或許光靠分析是無法找到並堅持輕信和懷疑一切之間的中庸之道的。這個負面性的手段必須以更加正面性的手段——闡述一組以事實為堅實基礎的被普遍接受的價值——作為補充。首先是基於人的多樣性和基因獨特性的個體自由的價值，其次是慈善和憐憫的價值，基於古老而熟悉的事實和現代精神學的最新發現——無論人類的身心差異有多大，對於我們來說，愛就像食物與居所，是必不可少的。最後是思想的價值，沒有了思想，愛將虛弱無力，而自由將無法實現。這組價值為我們提供了判斷宣傳內容的標準。不合理性和有違道德的宣傳會被斷然拒絕。只是不合理性但與愛和自由相行不悖，而且原則上不妨害思想運作的宣傳則可以被暫時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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