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新世界(86)_奧爾德斯·赫胥黎

八六

　　斯金納教授是一位實驗心理學家，他的論文《論科學與人類行為》以事實作為堅實的依據。但不幸的是，那些事實如此狹隘有限，當他最後大膽地作出總結時，他的結論就像維多利亞時代的理論家那樣空泛而不切實際。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斯金納教授與赫伯特·斯賓塞一樣對詹姆斯所說的「生理意義上的力量」根本不屑一顧。他只用了不到一頁的內容就把影響人類行為的基因這個因素打發掉了。他的書裡沒有提到體質藥理學的發現，也沒有提到體質心理學，而僅這兩個話題（在我看來，單憑一個話題）就足以撰寫一篇完整而切合實際的關於個體與其存在的相關事實之間的聯繫的傳記——他的身體、他的性情、他的智力天賦、他時時刻刻所處的環境、他的時代、地點與文化。

　　研究人的行為的科學就像一門研究抽象運動的科學——它很有必要，但光靠它自身並不足夠。設想一下，有一隻蜻蜓、一架火箭和一股破碎波。這三種事物都展現了相同的運動基本法則，卻是以不同的方式展現了這些法則，其差異性與共同性一樣重要。運動研究本身幾乎無法告訴我們在某個具體的情形下，是什麼事物在運動。同樣地，行為研究本身也幾乎無法讓我們對展現行為的個體身心有所瞭解。但是，對於擁有身心的我們來說，對於身心的瞭解非常重要。而且，通過觀察與實驗我們瞭解到，個體身心之間的差別非常大，有的身心能夠而且確實深刻地影響了它們的社會環境。關於最後這一點，伯特蘭·羅素先生完全認同威廉·詹姆斯——我會補充說，幾乎每個人都會贊同，除了斯賓塞哲學或行為主義的支持者。

　　在羅素看來，歷史變遷的原因有三種——經濟改變、政治理論和重要的人物。羅素先生寫道：「我不相信任何一者能夠被忽略，或單憑一者就能將另一者的影響搪塞解釋掉。」也就是說，如果俾斯麥和列寧早夭的話，我們的世界將會與現在大不一樣，而某種程度上由於俾斯麥與列寧的緣故，世界成了現在的樣子。「歷史並不是一門科學，而且只能在作偽與斷章取義的情況下才能讓它似乎是一門科學。」

　　在日復一日的現實生活中，個體的因素從來無法被搪塞掉。只有在理論上，它們的貢獻似乎接近於零，但實際上它們非常重要。當一件作品問世時，是誰做的？是誰的眼睛和耳朵在感受，誰的大腦在進行思考，誰的情感在鼓舞，誰的意志在克服障礙？當然不是社會環境，因為一個群體並不是一個有機體，只是一個盲目的無意識的組織。在一個社會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由個體來做的。當然，這些個體受到本土文化、禁忌、道德和以口頭傳統或文學作品保存及傳承的信息與謬誤的深刻影響，但無論每一個人從社會接受了什麼（或許更確切地說，是他從與其聯繫的群體中的無論在世或已經去世的其他個體或由他們撰寫的符號記錄所接受的東西），都會以他自己獨特的方式進行運用——以他獨特的感受、他的生化構造、他的身體和性情，與別人無關。

　　沒有任何一種科學解釋，無論它有多麼綜合完善，能夠搪塞解釋掉這些不言自明的事實。讓我們記住，斯金納教授的科學式的人的寫照認為人是社會環境的產物，但它並不是唯一的科學式的寫照。還有其他寫照更加符合真實。譬如說，思考一下羅傑·威廉姆斯^①教授的寫照。他所描繪的不是抽象的行為，而是身心與身心之間的互動，一部分是他們與其他身心共同分享的環境的產物，另一部分則是他們自身的個體遺傳性的產物。在《人的邊界》與《論自由和不平等》裡，威廉姆斯教授以豐富的細節闡述了個體之間的天賦之間的區別，華生博士對此不予認同，而在斯金納教授的眼中，其重要性接近於零。

　　﹛① 羅傑·約翰·威廉姆斯（Roger John Williams，1893—1988），美國生化學家、生物學家。﹜

　　在動物界裡，物種在進化程度上的等級越高，生物意義上的多樣性就愈發明顯。這種生物意義上的多樣性在人類身上達到了最高的程度，比任何其他物種在生化特徵、結構特徵和性情特徵上都有更大的差異。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但我所提到的渴望秩序的意志，將可以理解的統一性強加於令人困惑的事物和事件的多樣性之上的渴望，使得許多人忽視了這個事實。他們將生物獨特性的意義最小化，只專注於更加簡單而且在目前的知識狀況下更容易理解的與人類行為相關的環境因素。

　　「這一以環境為中心的思考和研究的結果，」威廉姆斯教授寫道，「人類的嬰兒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這一信條已經被許多社會心理學家、社會人類學家和其他學者，包括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教育家、法學家和公共領域的人士接受。這個信條被納入了許多能夠影響教育和行政政策的人士的思考模式中，並被那些不具備獨立批判思想的人不假思索地接受。」

　　一個基於相對真實的對經驗數據進行總結歸納的倫理體系應該會利大於弊，但許多倫理體系的基礎是極其不符合真實的經驗總結歸納以及對事物的本性觀念的。這樣的倫理體系的危害要比好處更大。直到不久之前，人類普遍相信惡劣天氣、牲畜的疾病和性無能或許是由巫師惡意作祟而引起的。將巫師捉住並處死就成了責任——而且這個責任被神聖地記載於摩西的經書中：「行邪術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以這個錯誤的觀點為基礎的倫理和法律造成了最駭人聽聞的罪行（在掌握權力的人對它非常重視的那幾個世紀裡）。窺私告密、私刑和合法謀殺的狂歡，關於巫術的錯誤觀點使之變成天經地義和必須去做的事情，但它們遠遠比不上我們這個時代基於錯誤的經濟學觀點和錯誤的人種觀點的納粹倫理所命令執行和正當化的更大規模的暴行和慘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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