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新世界(72)_奧爾德斯·赫胥黎

七二

　　群體能夠像它的成員那樣保持道德和理性，而烏合之眾則混亂不堪，沒有自己的目的，根本無法進行理智的行動和務實的思考。置身於烏合之眾中，人們會失去理性思考和作出符合道德抉擇的能力。他們的暗示感受性被增強到失去了自己的判斷力和意志的程度，他們變得非常容易興奮，失去了所有個體或集體的責任感，突然間會感到暴怒、興奮和恐慌。簡而言之，一個置身於烏合之眾中的人的行為就像吞下了大劑量的強力興奮劑。他們是我稱之為「畜群中毒」症狀的受害者，就像酒精一樣，畜群毒害是一種烈性的外向性的毒藥。畜群中毒的個體逃避責任、思想和道德，陷入一種恐慌狀態，像動物一樣失去了思考能力。

　　作為一名老練的煽動家，希特勒曾對畜群中毒的效果進行了研究，知道如何利用它們達到自己的目的。他發現演講家能夠借助那些激起行動的「隱藏的力量」，比寫作更加有效。閱讀是一種個體性而不是集體性的行為。作家只對在正常清醒狀態下端坐的個體傾訴，而演說家的對象是由個體組成的群眾，他們已經服下了畜群毒藥，做好了準備。他們任憑演說家的處置，如果他能掌握這門手段，他就能隨心所欲地操縱他們。

　　作為一位演說家，希特勒可謂是行家裡手。用他自己的話說，他能夠「如此貼近群眾，從他的聽眾的活生生的感情出發，說出恰到好處的話，直達他們的內心」。奧托·斯特拉瑟^①形容他是「一台高音喇叭，宣揚整個國家最隱秘的欲望，最難以啟齒的本能、苦難和個人的厭惡」。早在美國的廣告業開始「動機研究」之前，希特勒就已經在系統性地探究和利用德國群眾的隱秘的恐懼、希冀，渴望、焦慮與沮喪。通過操縱「隱藏的力量」，廣告專家誘使我們去購買他們的產品——牙膏、香煙、政治候選人等。正是通過訴求於同樣的隱藏的力量——以及美國廣告業無法染指的其他太過於危險的力量——希特勒誘使德國群眾接受了一位元首、一種瘋狂的哲學和一場世界大戰。

　　﹛① 奧托·約翰·馬克西米安·斯特拉瑟（Otto Johann Maximilian Strasser，1897 —1974），德國政治家，德國納粹党左翼派系領導人，二戰前與希特勒決裂，流亡海外，組織抵制納粹主義的運動。﹜

　　知識分子與群眾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更傾向於理性，更關注事實。他們的批判性的思維習慣使得他們抗拒對群眾很有效果的宣傳內容。在烏合之眾中，「本能是至高無上的，由本能派生出信仰……健全的平民會本能地結合成社區」。當然，不言而喻，由一位領袖進行領導，「知識分子卻像庭院裡的母雞，三三兩兩，各自信步而行，你無法利用他們去創造歷史，也不能作為構成集體的一分子派上用場」。知識分子講求實證，會驚訝於邏輯的矛盾和謬誤。他們認為過度簡化是思想的原罪，不受宣傳人員慣用的口號、沒有根據的斷言和空泛的大而化之等手段的影響。

　　「一切有效的宣傳，」希特勒寫道，「必須限制在幾則乾巴巴的必要的內容，然後再以幾道一成不變的公式進行表述。」這些一成不變的公式必須一直重複，因為「只有不斷地重複才能最終成功地將一個理念移植到群眾的記憶中」。哲學教導我們要去懷疑似乎不言自明的事物。而政治宣傳則教導我們要接受不言自明的事物，不去進行判斷或懷疑。煽動家的目的是讓整個社會都奉他為領袖。

　　但是，正如伯特蘭·羅素所指出的：「沒有實證基礎的教條體系如經院哲學、馬克思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優勢在於能在信徒的群體內產生極強的凝聚力。」因此，蠱惑人心的宣傳人員必須堅持教條主義。所有他的言論都是沒有根據的。他所描繪的世界圖景裡沒有灰色，一切要麼是邪惡猙獰的黑色，要麼是聖潔美好的白色。用希特勒的話說，宣傳工作者應該「對每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採取一以貫之的一面倒的態度」。他絕不能承認自己或許是錯的，或觀點不同的人有可能在部分程度上是正確的。他們不應該與對手進行辯論，而是應該對其進行抨擊，用音量壓倒他們，如果他們實在是太討厭，就把他們消滅。道德上有潔癖的知識分子或許會對這種事情感到震驚。但群眾總是相信「先聲奪人者是正確的」。

　　這些就是希特勒對群眾的看法。它是一個極其下流卑劣的看法。但它是一個錯誤的看法嗎？一棵樹因其果實而被認識，一個關於人性本質的理論所構思出的手段被證明如此恐怖而有效，一定蘊含了至少一定程度的真理。美德和智慧屬於彼此自由結合的小群體中的個體，而罪惡和愚昧也是。野心家會利用群眾的愚昧和罔顧道德，煽動被蒙蔽的他們採取行動，但愚昧和罔顧道德並不是作為個體的人的特徵，而是烏合之眾的特徵。沒有思想和罔顧道德並不是人性的特徵，它們是畜群中毒的症狀。

　　世界上所有高層次的宗教都在為個人尋求救贖和啟蒙。天國存在於一個人的意志中，而不存在於烏合之眾的集體無意識中。基督應允我們：「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他沒有說他會在數千個畜群中毒的人中間出現。在納粹的統治下，許許多多的人被迫花費許多時間排成密集的方隊從A點走到B點，然後回到A點。「讓整個人口進行遊行似乎是在毫無意義地浪費時間和精力，」赫爾曼·勞施寧補充道，「直到後來，我們才瞭解到它是另有深意的，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對目的和手段的調適。遊行轉移了人們的思想，遊行扼殺了思想，遊行標誌著個體的終結。遊行是不可或缺的魔術棒，目的是讓人們習慣於機械的半儀式化的活動，直至它成為第二本能。」

　　從他的觀點和他所選擇的進行可怕工作的層次，希特勒對人性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將男人和女人看作個體，而不是烏合之眾或被嚴格控制的集體的成員，在我們看來，他似乎錯得很離譜。在我們這個時代，人口過剩和過度組織化日益嚴重，大眾傳媒的手段越來越有效，我們如何能夠保住誠實和重塑人類個體的價值呢？現在我們還能提出這個問題，或許還能得到答案，但再過一代人或許就無法得出答案了，在令人窒息的集體氣氛下，或許根本就不會有人去提出這個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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