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吐溫自傳(86)

八六

　　除了放棄版權的事以外，羅傑斯先生還恰恰堅持這兩件事：債權人當前務必以韋伯斯特現有的資產為限；債權人務必給我時間，以便設法償還公司其餘的債務。他說服了他們。他道理說得清。他的態度，他的聲調，他的眼睛所表露出來的好心腸與誠意，自有一種魅力，足以使得每一個有頭腦、有心腸的人為之口服心服。在九十六個債權人中，只有三、四個人主張對我採取苛刻的辦法，堅絕不肯讓步。其餘的人都說不妨隨我的便，慢慢來。他們說，他們絕不阻撓我，也不起訴。他們說了話是算數的。至於那三、四個人，對他們的敵意，我從沒有抱怨過，除了在我的《自傳》當中。即使是在這裡，也沒有怨恨他們，對他們也沒有惡意，只是說得直率些罷了。我絕不可能傷害他們，因為有充分理由相信，在這本書出版以前，他們已到地獄裡去了。

　　羅傑斯先生多麼有先見之明啊！當他為了我的版權不屈不撓地抗爭，堅決要求歸屬我家所有的時候，我還不懂得為什麼他把這件事看得那麼重。他堅持說，這是一筆很大的資產。我說，這根本算不上是什麼資產。我甚至無法把版權送掉。他說，等一等，讓經濟恐慌緩和下來，生意復活起來，到時候我就會明白，這些版權會比早先更值錢哩。

　　這是他的看法——一個金融家的看法，一個熟悉金融界的人的看法。與鐵路、汽油、銀行、鋼、銅、電報，如此等等關係甚深，也很熟悉的一個資本家的看法。不過對於書他能懂得什麼呢？他對版權價值的看法，要是和有經驗的老出版商有矛盾，那還有什麼可取的呢？事實上確實可取。韋伯斯特公司一垮，我的書有七本拋到了我的手裡。我要三位第一流的出版商收進，他們不要。要是羅傑斯先生聽任克列門斯夫人和我的主張實行起來的話，版權就早讓給了出版商了。

　　對他的種種好心好意，種種大力幫忙，我是感激不盡的，而特別感激的是把我的版權保住了——這件事可真是搭救了我和我全家，使我們不致貧困，保證了我們得以長時期地過一種舒適、稱心的生活。

　　當那些人由於職業關係、由於平素的訓練，註定了是瞎了眼。看不到一絲一毫預兆的時候，為什麼他偏偏能看到未來，把這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呢？這不過是他心靈的奇異之處的一例罷了，熟悉他的人還可以舉出很多很多的事例來。

　　有關金融方面的事，我從來沒有能給他什麼指點，儘管我也努力試過，盡力而為。我一點兒也打不動他。有一回，仿佛有點兒希望了。美孚石油公司通告分紅，照例會引起怒潮。有一次，它通告一億元資本中百分之四十或五十分紅，從而照例又掀起了一次風暴。對於局外的公眾來說，百分之四十或五十分紅只能意味著一件事——這一個托拉斯巨人從孤苦伶仃的老百姓身上窮凶極惡地榨取了一筆利潤。事實上並不像它宣佈的那樣，那個托拉斯巨人只是從實際投資總額中取了百分之五或六，而投資總額要比一億元多八倍或者十倍。依我這種對金融外行的人的看法，我主張名義資本增至十億元，然後第二年的分紅可以跌到百分之四或五，同年的利潤可以照樣不變，而通常的風暴便不至於發生了。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我記得他提出的反對意見是，稅收增加十倍不免過重了。我回答說，從他那要掩蓋也掩蓋不住的狂喜的眼神來看，我知道他認為我的主張很有價值，他自己正在設想擺脫支付傭金的某種似乎可行的辦法。我往往自告奮勇地給他提一些有關金融方面的新鮮主意，而他反過來也往往——自告奮勇地——給我提一些把文章寫得更好的主意。但是，結果還是毫無所得，我們兩人仍像原先一樣窮困。

　　我們全都不自覺地有一個衡量別人的標準。仔細一看，便可知我們那個標準其實也非常簡單：我們總是由於我們所缺乏的優秀質量而欽佩人家、羡慕人家。英雄崇拜的道理即在於此。我們的英雄們正是幹了我們所不得不加以首肯的事，以及我們所幹不了因而往往暗暗地引以為羞的事。我們在自己身上沒有找到有多少可以值得誇耀的東西，我們總是私下裡希望變得像別的什麼人。要是人人都對自己心滿意足的話，世界上便沒有英雄了。

　　羅傑斯先生天賦有不少優秀的品質；其中有一點是我所最羡慕的，也是我因為缺乏這種質量而經常內疚的，這便是一旦朋友有難，或者事關道義，他顯得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總是挺身而出，排除萬難。而我則是天生懶惰，吊兒郎當，拖拖遝遝，漠不關心。總之是個懶骨頭。因此，對我來說，他就是了不起，叫人喜歡——他這個人從不躲避責任，整日都腦子敏銳，手腳勤快，越忙越快樂，困難越大，負擔越重，心裡越輕鬆。

　　他不怕麻煩；而我最怕麻煩，不論是自己的，或是人家的。凡是足以妨礙我的安閒、舒適的，我都怕得要命，只是躲得遠遠的，即使為此而招來恥辱，也在所不惜。因而，眼看他自找麻煩，年年月月，無休無止，又這麼耐心，這麼安詳，這麼全神貫注——如果事關旁人，也總是這麼真心實意——這些不能不叫我驚歎。也許他從來沒有想到以此自誇；不，他心裡想到的，只是愛慕人家所具備而自己身上所缺乏的優秀質量。

　　克列門斯夫人、克拉拉和我在一八九五年七月十五日開始我們的環球演講旅行。在一年又一個月之中，我們一邊演講，一邊掠奪。我寫了一本書，也出版了（即《赤道旅行記》（1897）——原編者注）。書款和演講收入一抓到手，我便儘快寄給羅傑斯先生。他便存入銀行，儲蓄起來，以便應付那些債權人。我們懇求他立即償還那些戶頭小的債權人，因為他們等著錢用，但是他不肯。他說，要等我把這個世界擠幹了，然後再總算一下，按比例分給韋伯斯特公司的那幫子人。

　　在一八九八年年底，也可能是一八九九年年初，羅傑斯先生打來一個電報，當時我在維也納：「已如數不折不扣地清償了所有債權人欠款。尚余一萬八千五百元。如何處理，盼告。」

　　我回電說，「投入聯邦鋼鐵公司。」——他照辦了，只有一千塊錢沒有投入。兩個月後取出，利息達百分之一百二十五。

　　啊，該多麼感謝啊！曾有上百回我試圖把這樁難受的事用筆記錄下來，可就是做不到。總是還沒有寫到一半，便感到厭惡，寫不下去。可是這一回，我發了個狠，一吐為快，但願從此不再提到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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