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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韋伯斯特把我的一本書《阿瑟王宮廷裡的康乃狄克美國佬》盡可能地扣住不發,後來終於偷偷摸摸地印了出來,害得人家花兩三年時間才弄明白究竟有沒有這樣的書。由豪厄爾斯和我彙編的《幽默叢書》也給他扣了下來,扣得很久,後來印的時候也是偷偷摸摸的。我很懷疑,美國有沒有人知道有這麼一本書。

  威廉·姆·拉芬告訴我說,巴爾的摩的沃爾特斯先生準備作一本精美的書,把他收藏的珍品用插圖作細緻的介紹。說他準備從巴黎請來最優秀的畫家作插圖。書由他親自負責,使之能完全符合他的藝術風格。為此他準備花二十五萬塊錢。他希望發行時價錢也要定很高——書華美,書價相應地也貴。至於書的收入,他分文不要。出版商別無他事,只是發行和收下全部利潤。

  拉芬說,「馬克,你可以就此發一筆財,什麼麻煩也沒有,也不冒什麼風險,不要什麼開支。」

  我說我準備派韋伯斯特馬上去巴爾的摩。我試圖做好這件事,可是始終沒有做成功。韋伯斯特對這事碰也不碰,如果沃爾特斯想出版的是平庸的書,他只需要跟韋伯斯特說一聲就行了。韋伯斯特會親自去巴爾的摩辦理這件事。可是沃爾特斯先生接洽錯了人。韋伯斯特才能不足,傲慢有餘。

  韋伯斯特的腦袋神經痛得很厲害。他服德國新出的一種藥,叫做非那西汀的來止痛。醫生對服藥是有規定的,但是韋伯斯特有辦法大量地弄到。在我們這種自由制度的國家,任何人只要高興,只要肯花錢,就能自己毒害自己。他服用這個藥,次數越來越增加,劑量也越來越大。藥物把他麻醉了,把他弄得如同在夢中一般。他平常不上班了,只是隔一陣才來一次。他一來,便肯定要行使權威,叫營業遭害。像他這種情況,他其實也無法對他所幹的事負責。

  總得想個辦法才好。據惠特福德說,沒有別的辦法能去掉這一危險因素,除非出錢讓韋伯斯特放棄那個地位。可是這事怎麼辦呢?韋伯斯特對於該是他的錢總是趕緊收下來的。至於我的書款——十萬塊錢,早已被他浪費掉了。生意做得奄奄一息,快斷氣了。全部生意不值一塊半錢。那麼,以股金的十分之一計,我該付多少錢才算公道呢?經過反復磋商、反復通信商量,透出了一個風,說韋伯斯特願意以一萬二千元將就了結,離開公司。我便開了支票。

  韋伯斯特有一個候補者,擔任了一段時間經理,是個年輕人,名叫弗雷德裡克·傑·霍爾,又是一個鄧科克人。我們的人才都來自鄧科克的種馬場。可憐的霍爾用心是好的,就是根本不稱職。他仗著年輕人的敢作敢為,幹了一陣子,可是有一項障礙遲早非叫他失敗不可。那就是:

  詩人斯特德曼幾年前作了一個集子叫做《美國文學叢書》——是九卷或者十卷的八開本。辛辛那提州的一個出版商曾試圖把這個買賣做成功,結果把出版商本人以及全家的錢全都吃光了。如果斯特德曼要我出這本書,我會說:「靠征訂以及分批的辦法出書,從這本書的內容來看,版稅無法超過百分之四,而事實上,不論版稅多少,我們都得給拖垮,因為這樣的書,需得現款幾十萬元作為資金,可我們連十萬元也沒有。」

  可是斯特德曼並沒有把書拿來找我。他去找了韋伯斯特。韋伯斯特認為有了面子,很高興。他接受了書,版稅百分之八,從而確保了查爾斯·勒·韋伯斯特公司的慢性自殺。背上了這要命的重包袱,我們掙扎了兩三年。在韋伯斯特以後,可憐的小霍爾拖了下去,不能不到惠特福德擔任董事的一家銀行去借錢——憑我擔保的期票借錢,動不動便要求延期償還。這些期票不時寄到意大利來,要求我延長期限。我看也不看,一一簽了字寄回美國。到後來,我發現借款數目又增加了,可事前沒有告訴我,也沒有得到我的同意。我開始發愁了。我為此寫信給霍爾,說我需要一個有關營業情況的詳細報告。下一批郵件到時,寄來了詳細的報告,根據報告,企業的資產與負債相抵,尚余九萬二千元。這樣,我覺得好受些。可是還不是可以好受些的時機,因為那報告應該倒過來讀。可憐的霍爾不久來信說,需要更多的錢,而且立刻需要錢,不然的話,公司便要垮了。

  我趕往紐約。我把靠筆桿賺來的兩萬四千塊錢倒進了錢櫃。我往四周看了看,看從哪裡能借到錢。一處也沒有。當時正是一八九三年可怕的經濟危機年代。我趕到哈特福德去告貸——可是一分錢也沒有借到。我提出,拿我們的房子、地皮、家具作抵押,以便借一筆小款子。房產值十六萬七千元,借筆小款子該夠了吧。亨利·魯濱遜說,「克列門斯,我給你個話,憑這份產業作抵,你三千塊錢也借不到。」好吧,我明白了,要是這樣的話,即使憑一籃子政府公債,我也借不到錢。

  韋伯斯特公司倒閉了。公司欠我大約六萬塊錢,是向我借的錢。還欠克列門斯夫人六萬五千元錢,是向她借的錢。還欠九十六位債權人平均每人一千塊錢左右。經濟恐慌一來,我妻子的收入全沒有了。我的書的收益也沒有了。我們在銀行裡只有九千元錢存款。我們沒有分文去償還韋伯斯特公司的債權人。亨利·魯濱遜說,「把韋伯斯特公司所有的東西全部交給債權人,要求他們同意以此清償欠債吧。人家會同意的。你看好了,人家會同意的。人家知道,這些債務不應該由你個人負責,作為一家公司,應該由公司負責。」

  對這樣來擺脫困境,我沒有多加考慮。我跟克列門斯夫人說的時候,她連聽也不肯聽。她說,「這房子是我的房子。應該償還給債權人。你的書是你的財產——把書交給債權人。你要千方百計償還債務,能夠多還些便多還些,只要你人還在,便能再幹起來,把餘下的欠款賺回來,還清它。不用害怕,欠下的每一塊錢,我們準備償還它一百分。」

  這是一段說得很有理的預言。正在這時候,羅傑斯先生(指亨利·赫·羅傑斯——原編者注)出來規勸那些債權人。他說,他們絕不能要克列門斯太太的房子——說她應該是優先的債權人。說六萬五千塊錢的韋伯斯特公司期票,那筆從她那裡借來的錢,應該放棄。他說,他們不能要我的書,我的書並非韋伯斯特公司的資產。說凡是屬￿韋伯斯特公司的東西,他們都有份。說我借給公司的六萬塊錢應該一筆勾銷。說我當前的任務是盡可能地賺錢來償還韋伯斯特公司其餘的債務。如果可能,每一塊錢償還一百分——不過絕不能把這當作諾言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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