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羽與劉邦(244)_司馬遼太郎

二四四

　　項羽是個楚人。

　　關於楚人的問題，小說正文裡已經從不同角度涉及了很多，這裡就不再重複。

　　他們是自古以來就在長江沿岸進行大面積水稻耕作的民族，跟中原人的語言有所不同，正像小說正文裡提到的那樣，甚至還有一種學說認為楚語屬古泰語系。作為廣義楚人一支的吳、越等國，到項羽時代已不復存在，但處於長江下游這片吳越文化圈裡的人們，也許曾泛舟渡海，把水稻耕作帶到了韓國或日本的北九州，這也是可以想到的。總之，不知是不是有稻作文化這一共同點，筆者總有一種特別的感覺，認為楚人的民俗和氣質，與古代的日本好像具有某種類似血緣的關係。

　　據信中國古代文明是由謀生手段各異的民族共同創造出來的，如果這種想像正確，對於中原地區來講，楚就是最後一種異質文化了。

　　只是到了這一時期以後，文字和寫作都使用中原地區產生的表達方式，楚文化的一半就完全被中原文化給融合了進去。然而，與中原地區相比，楚的社會生產方式不同，王朝制度也不一樣，農民的文化和氣質也相去甚遠。這些楚人在項羽的率領下，猶如洪水猛獸般地直朝黃河流域的中原殺將過來，這段歷史恐怕還是從未出現過的吧！從這一意義來看，也可以說，楚人的稻作文化和湖沼文化就被投入到中原文明這一巨大漩渦裡去了。從這一意義上，還可以說，項羽的所作所為和他那近似溶化般的滅亡——其具體表現就是楚軍士兵全都歸順了劉邦的四面楚歌——乃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最後一次展示，也許還可以認為是形成整個中華民族文明的第一個起點。

　　項羽死於公元前202年。

　　在日本被稱為彌生式文化的稻作生活方式，作為早已成熟的一整套程序傳入日本，大體上也是在此前後。當然，這跟項羽及其手下那些長江沿岸種稻人的失敗並沒有直接關聯，但作為歷史年表記在腦子裡，還是不無益處的。

　　日本人從中國引進漢字和漢文典籍，還是那以後很久的事情。

　　自引進以後，日本社會就把自己的歷史以記錄的形式編寫下去，但在展示人間世相百態時，比起自己社會的實例，更愛借用漢文典籍中登場的中國古代典型歷史人物。

　　這也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日本社會到江戶末期（公元710～784年）才成熟，在賴山陽（公元784～1192年）撰寫《日本外史》之前，還沒有本國通史方面的著作。如果說日本是中國文明周邊化的文化，這樣講似乎有蔑視日本之嫌——儘管筆者認為朝鮮和越南也是如此——但像日本這樣的國家是很難寫出通史來的。

　　縱使能寫出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是貧乏的。《日本外史》裡就有這種弊病，但那不是賴山陽的過錯，恐怕還應該說是日本社會的性格造成的。中國社會的情況則不同，正像我們已經說過的那樣，過著自給自足田園生活的人們一下子就擺脫了束縛，奔向了廣闊的天地。所以，浮沉在那種環境中的人們就要掌握好浮沉的本事和技巧，這樣塑造他們的形象就必然要深刻得多。也就是說，容易產生典型形象，從戰國時代到秦末戰亂時期尤其如此。

　　在這些典型人物的墳墓還沒有破敗不堪的時候，出現了一位真實記錄歷史的人物——司馬遷。他與宋朝以後的學者不同，具有強烈的現實感和時代感，能夠客觀公正地觀察人和事，縱使他貿然來到二十世紀，也能毫不陌生地生活下去。

　　估計在他二十歲時，按推算當是公元前126年，曾進行了一次長途旅行，足跡遍佈天下。在這次旅行中，置身於發生過歷史事件的山川草木環境之中，司馬遷耳聞目睹了當地的記載、傳說和風土民情。

　　他肯定在那些現場大力搜集過材料，這從《史記》中屢屢出現的俗語就能想像出來。當地瞭解歷史掌故的那些老人的用詞均被原原本本地寫在書裡，幾乎沒有使用概念和抽象的用語，生動的人物形象與整個文章渾然一體。

　　在這次長途旅行過程中，司馬遷還走訪了當年楚漢兩軍人馬鏖戰過的番縣、薛縣和彭城，到過被稱為楚人根據地的長江下游和江南地區，接觸到那裡別具一格的房舍、風俗習慣和人情世故，肯定對這一切產生了好感。從他文章中的語調完全可以看出，他對亡楚和項羽情不自禁地注入了多麼深厚的感情。

　　下面，講幾句有關筆者自己的話。

　　我始終認為，所謂文明，本是一種光源，四面八方都可以利用。反過來講，不能為四面八方利用的東西，肯定不能稱之為文明。

　　從這種意義上講，我始終有一種感覺，即日本中世紀（指十二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中葉）某個時期以前的知識文化，當是唐朝文化周邊化的結果。比如說，宋朝政治論文裡常常帶有觀念性，日本文化受其影響的事例就很少，但對那些唐朝詩人的詩情畫意，卻具有也許超過現代中國人的栩栩如生、身臨其境般的感受能力，這一點也可以從側面證明我的上述感覺。從奈良時代到平安時代初期，日本以壓倒一切的勢頭大量引進唐的制度、風俗習慣和文書典籍，同時又於公元894年因廢止遣唐使而使引進工作驟然停頓下來，那以後直到室町時代的某一時期，基本上就不再有正式交往。唐以後，中國文化仍有變遷，然而在日本，特別是在漢音、建築和禮儀等方面，唐文化卻被一成不變地保存了下來。

　　從這種立場觀察中國古代社會，內心就會愈發覺得，從精神上來說，中國已不是外國，而是我們曾經隸屬的同一個文明圈裡的一個文明。

　　本書就是在這種輕鬆的心情下寫成的。只是由於不可能重新調查時代久遠的事實真相，因而事情的經過均以《史記》和《漢書》為依據。儘管如此，在涉及圍繞人們的風俗習慣、共同的思維愛好、慣常的倫理觀念等問題時，我總是試圖盡可能地寫出接近當時的真實情景，但還帶有來自文獻和主觀想像的成分。

　　這部小說起先是在《小說新潮》雜誌上以《漢風楚雨》為題連載的（1977年1月號～1979年5月號）。在決定出版單行本時，又作了若干增補，標題也改得醒目了。

　　關於原來的《漢風楚雨》這一標題，「風」字取自劉邦《大風歌》那首詩。進而又聯想到作為漢地的中原黃土地帶經常刮起的乾燥的風沙。至於「雨」，基本的出發點是表現楚地多雨潮濕的地方風情。

　　正因為當初想到了漢風楚雨，才得以不間斷地寫出這部長篇作品。出於自己對原來題目的感恩心理，儘管純屬畫蛇添足，還是多寫了以上一些話。

　　198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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