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宮中的將軍(59)_馬爾克斯

五十九

　　作者謝辭

　　多年以來，我一直聽阿爾瓦羅·穆蒂斯說他有把西蒙·玻利瓦爾沿馬格達萊納河作最後一次旅行的事蹟撰寫成書的計劃。當他發表了《最後的面孔》一文——此為提前發表的該書的一個片斷——時，我覺得故事相當成熟，風格和筆調如此純淨，以致我都迫不及待地想儘快拜讀整部作品了。但是兩年過去了，我覺得穆蒂斯似乎已把此事置諸腦後了，就象我們許多作家對待自己最鍾情為幻夢一樣。只是在這時，我才鼓起勇氣請求他允許我寫這個題材。這是「窺伺」了十年之後的成功一擊，所以我首先要感謝的是阿爾瓦羅·穆蒂斯。

　　起初，我最感興趣的還不是小說主人公的光榮業績，而是馬格達萊納河。我從小就熟悉這條河。我有幸誕生在加勒比海岸，從那兒登船起航，直達那個遙遠的混濁的波哥大城。從第一次到達波哥大時起，我便感到自己比在任何其他城市都更象個異鄉人。在我求學的時代，我沿著馬格達萊納河來回旅行了11次，乘坐的輪船是由密西西比造船廠製造的，那註定會引起人們對往事的回憶，也使任何作家無法抵禦那些神秘的故事的誘惑。

　　此外，有關的那些歷史依據倒沒有使我操太多的心，因為玻利瓦爾最後一次沿河旅行的歷史，是他生平中文字記載最少的一段。將軍本人只寫過三、四封信——他一生大概口授了1萬多封信，而他的隨行人員中沒有一個人對那不幸的14天留下什麼文字的回憶。儘管如此，從開始寫小說的第一章起，我就不得不就玻利瓦爾的生活方式偶而去查閱一下有關資料。查閱一個資料，又引出了另一個資料，然後又是另一個，結果便發生了連鎖反應，直至多得無法再查下去。在漫長的兩年中間，我完全陷入了洪流般的、自相矛盾的、有時是真偽難辨的材料流沙之中，從玻利瓦爾的副官丹尼爾·佛洛倫西奧·奧利裡寫的34卷回憶錄到意想不到的剪報我無不涉獵。由於我對歷史研究既少經驗也無方法，這樣我的日子就更難過了。

　　如果沒有那些在一個半世紀中間先於我反復踏上那片土地的人的幫助，這本書是無法寫成的。我借助於他們獨一無二的資料，又不放棄寫小說可以自由虛構的特權，這樣對玻利瓦爾的一生進行大膽的文學創作就容易得多了。但是，我特別感激我的那些新老朋友們，他們不僅把我那些重大的疑問——譬如玻利瓦爾面臨種種真實矛盾時的真實政治思想——當成自己的事，給予極大的重視，而且對我提出的那些最無足輕重的疑問——譬如波利瓦爾穿鞋的號碼——也同樣一絲不苟地對待。然而，我最敬重的還是那些在這份感謝名單中由於我那該死的健忘症而被疏忽了的人們的寬容。

　　哥倫比亞歷史學家歐亨尼奧·古鐵雷斯·塞利在回答我厚厚一疊的問題單時，專門為我製作了卡片檔案，這不僅為我提供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材料——許多材料在哥倫比亞十九世紀報紙上都難以尋覓，並且啟發了我如何去調查研究和整理資料。此外，在本書的整個寫作過程中他與歷史學家法維奧·普約合寫的《玻利瓦爾生平》對於我有如一幅航海圖，使我能在玻利瓦爾一生的各個時期任意馳騁。法維奧普約還熱情地為我及時排憂解難，從巴黎打電話把有關的資料讀給我聽，或者用電傳或電話傳真作為急件把材料發來，這對我不啻是一副救命的良藥。哥倫比亞歷史學家、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教授古斯塔沃·巴爾加斯讓我隨時通過電話找他，以解釋我的大小疑問，特別是與當時的政治思想有關的疑問。專門研究玻利瓦爾的歷史學家比尼西奧·羅梅羅·馬丁內斯從加拉加斯把他發現的有關玻利瓦爾個人習性，特別是他常掛在嘴上的粗話，以及隨從人員的性格和歸宿的材抖都提供給我。我覺得能找到這些材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對小說最後一稿的歷史資料，他還進行了一絲不苟的審查。幸虧他的及時提醒，我才沒有鬧出讓玻利瓦爾童年時代就津津有味地吃芒果的笑話，因為芒果顯然是在玻利瓦爾童年過後一些年才傳到美洲的。

　　巴拿馬駐哥倫比亞大使豪爾赫·愛德華多·裡特爾——後來又當上了巴拿馬外交部長——為了給我送幾本他著的但現在已難以見到的書籍，幾次急急忙忙飛來墨西哥城。波哥大的弗朗西斯科德阿夫裡斯克塔先生在浩如煙海的有關玻利瓦爾的著作中始終給我指點著方向。前哥倫比亞總統貝裡薩裡奧·貝坦庫爾，在整整一年中接受我的電話質疑，為我澄清了許多零散的疑問，並且為我肯定了玻利瓦爾背誦的幾首詩是出自厄瓜多爾詩人何塞·華金·奧爾梅多之手。在動筆寫作這本書之前，我與弗期西斯科皮維爾在哈瓦那多次進行的交談使我對自己要寫成了書的確形成的明確構思。哥倫比亞最受人歡迎和樂於助人的語言學家寫羅伯托·卡達維德（阿戈斯）幫助我查清了一些方言土語的含義和年代。應我的要求，古巴科學院地理學家格拉德斯托內·奧利瓦和天文學家豪爾赫·佩雷斯·多瓦爾把上個世紀頭30年的滿月夜晚為我列了一份清單。

　　我的老朋友阿尼瓦爾·諾格拉·門多薩從哥倫比亞駐太子巷的大使館為我寄來了他個人整理的一些資料，並慷慨地允許我自由使用，他本人正在寫作的同一題材的一部學術著作中將要採用的材料。另外，在第一稿中，他還發現了我半打致命的謬誤和自殺性的時代錯誤，否則，便給這部小說的嚴肅性埋下了疑團。

　　最後，玻利瓦爾的旁系親屬，也許是墨西哥尚健在的最後一位優秀的老式排字工人安東尼奧·玻利瓦爾·戈亞內斯，熱情地跟我一起檢查了原稿，哪怕是極細微的曲解、重複、矛盾、錯誤，包括印刷錯誤，全都找了出來，並且對語言和拼寫進行了嚴格的探究和推敲，直到前後七易其搞。正是這樣，我們抓出了這樣一些明顯的錯誤：一個軍人在誕生之前就打了勝仗；一個寡婦竟跟她已死去的丈夫去了歐洲；當玻利瓦爾和蘇克雷分別在加拉加斯和基多時，卻把他們寫成在波哥大親切地共進午餐，等等。然而，我卻不十分有把握是否應當感謝最後這兩點幫助，因為設若這些謬誤沒有被發現的話，說不定這類胡說八道無意中會給這本書的悲涼氣氛增添一些風趣，而且說不定還是可取的呢。

　　　　　　　　加西亞·馬爾克斯
　　　　　　　　1989年1月於各西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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