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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私人土地內有毒蛇

  馬索一定意識到夏季的到來,因為幾天後我在林中看到他時,他正忙著加固防止露營者侵入的圍籬。在寫著「私人土地!」的幾塊牌子下方,他又釘上了一連串簡短兇惡的警語:「內有蝮蛇!」

  最佳的警告方式。既不像「內有惡犬」、「當心觸電」之類的說法需要眼見為證,又足以讓人望而卻步。再不怕死的露營客,夜晚鑽進睡袋以前,總要考慮考慮底下會不會蟋曲著某條毒蛇。我問馬索,盧貝隆山區真的有蝮蛇嗎?他搖著頭,對於外國人的無知再度表示惋惜。

  「是啊,」他說:「不算大啦,」他用手比了比,30公分長的樣子:「可是你如果被咬,45分鐘以內就得趕到醫生那去,否則……」他做了個鬼臉,頭歪向一邊,舌頭伸出來:「人家說,蝮蛇咬男人,男人死;可是蝮蛇咬女人,」他傾身向前,挑動眉毛:「蝮蛇亡。」他樂不可支地吁吁喘著粗氣,遞給我一根粗大的黃色香煙:「沒穿上結實的靴子,千萬別上山散步。」

  據大學者馬索說,盧貝隆蝮蛇通常避開人類,只有在受到騷擾時才會攻擊。一旦被蛇追趕,馬索的建議是作之字形的跑,而且最好往上跑,因為蝮蛇發怒時,在平地上短距離直線衝刺,速度超得過人。我緊張地四下張望,馬索哈哈大笑:「當然啦,你也不妨學學農夫的本事,一把抓住它的七寸要害,捏得它嘴巴大張,往它嘴裡猛吐一口唾沫,啪!它就一命鳴呼了。」

  他示範著吐了一口痰,命中他養的一條狗的腦袋。「但最好還是,」馬索說:「帶個女人同行。女人跑得沒男人快,蛇會先咬到她。」他回家去吃早餐了,留下我,小心翼翼地穿越樹叢,一路練習吐痰。

  遊客部落

  復活節假期到了,我們的30餘棵櫻花樹一齊開放。從馬路上望過來,房子好像浮在一片粉紅與白色交織的海上。開車路過的人都停車拍照,探頭探腦地沿著車道往上走,直到聽見狗吠,才掉頭回去。有一夥人特別大膽,竟開著一輛瑞士牌照的車子,直抵我們屋前。

  「我們要在這裡野餐,」開車的那位告訴我。

  「對不起,這兒是私人住宅。」」

  「不,不,」他揮動一張地圖說:「這兒是盧貝隆。」

  「不,不,」我指著山:「那兒才是盧貝隆。」

  「可是我不能把車開上去。」

  他悻悻地開車走了,在我們努力栽培的草皮上留下深深的車轍。旅遊季節就這麼開始了。

  復活節那個周日,山上村子裡的小停車場擠得滿滿的,沒有一輛車子掛的是本地牌照。觀光客在窄街小巷裡獵奇尋趣,往人家家裡張望,在教堂前面擺姿勢拍照。成天閑坐在雜貨店隔壁門坎兒上的小夥子,伸手向每個過路人要10法郎,說是沒錢打電話,而其實他收了錢便踱進咖啡館享樂去了。

  「進步咖啡館」是一家多年維持醜陋面貌的店子,室內設計師看到它一定大失所望惡夢不斷。搖搖晃晃的桌椅全不搭配,牆上掛的畫沉默可憎,廁所傳出的飛濺聲聲聲入耳,隔壁冰淇淋店又十分嘈雜,老闆粗魯,連狗都醜陋不堪。然而,廁所旁邊有一座玻璃陽臺,視野寬廣。端杯啤酒坐在那裡,觀賞遠山近村的景色變化,可以把阿爾卑斯山都收進眼底。桌上有一張手寫的字條,警告你不得把煙蒂丟到窗外,因為下面是一家露天餐廳,顧客曾經對此抱有怨言。但你只要遵守規則,沒有人會來打擾你。本地客都坐在吧台邊,陽臺是觀光客才去的地方。復活節的周日,陽臺上高朋滿座。

  有荷蘭人,登山靴、背包齊全;有德國人,一身珠光寶氣,像是要赴宴會;有巴黎人,臉上擺著傲氣與精明,仿佛在用放大鏡察看細菌;還有一個英國人,腳踏涼鞋,敞開上班穿的那種條紋襯衫領,在用袖珍計算器計算這趟度假花了多少錢,他的妻則在寫風景名信片給家鄉的鄰居。老闆的狗在桌間追來趕去,嗅尋掉落的糖粒,嚇得那些幹淨利落的巴黎人直往後退。收音機雖播放著女歌手的歌聲,卻敵不過廁所製造的雜音。吧臺上又響起一片酒杯碰撞聲,原來本地客紛紛結帳,該回家吃午飯了。

  咖啡館外,三輛車糾結成一團,車主相互咆哮。其實只要其中一輛後退10公尺,這結就打開了,可是法國人認為開車讓路有失威風,正如他們喜歡隨地停車。在危險彎路上任意超車,好像那才是法國人的作為。他們常批評意大利人開車橫衝直撞,我倒主張,夜晚餓著肚子在100號公路上飛馳的法國人,才是最要命的瘋子。

  電線杆和駐蟲

  我離開小村,駕車回家。本季第一宗車禍剛剛在這條路上發生:「一輛白色標緻舊型車,屁股撞上一根木制電線杆,把它撞成兩段。左右並無其他車輛,道路也平坦乾淨,叫人想不通車屁股怎麼狠狠地與電線杆遭遇。」一個年輕人站在路中央搔頭,看見我停車,他咧開嘴笑了。

  我問他有沒有受傷。「我沒事,」他說:「車子恐怕報銷了。」我看看上半身彎向車頂的電線杆——幾根電話線吊住它,所以沒有完全倒下——它也報銷了。

  「我們得快走,」年輕人說:「不能讓別人知道。」他豎起一根手指壓在唇上。「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就在路那頭。我要去找輛拖拉機。」

  他上了我的車,肇事原因立刻明瞭,原來他一身酒氣,仿佛剛在酒裡洗過澡似的。他解釋為什麼得急速且秘密地把車吊走。郵局若知道他撞壞了電話線杆,會向他索賠。「不能讓別人知道。」他重複,邊說邊加強語氣似的打了兩個酒嗝。

  我把他送到,自己回家。半小時後,我又開車去看拖吊工作是否已經神不知鬼不覺地完成。

  車子還在那兒,旁邊圍了一群農夫,七嘴八舌地爭吵著。馬路上另有兩部小汽車和一輛拖拉機,擋住了路面。我正看著,又一輛車開來,接起喇叭,催拖拉機讓路。開拖拉機的人手指肇事殘骸,聳聳肩膀。喇叭聲再度響起,這次響個不停,回聲振動山谷,相信在兩公里外的梅納村都聽得到。

  騷亂又持續了半小時,標緻車終於拖出溝渠,神秘車隊消失在通往本地修車廠的那個方向,留下電線杆在微風中吱嘎作響,似乎在哀叫救命。

  郵局一周後派人來換裝,又吸引了一小群人圍觀。郵局的人問一個農夫,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農夫一臉無辜的樣子聳了聳肩。「誰曉得?」他說:「蟲蛀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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