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戀(35)_莫泊桑

三五

　　這晚上，她頭一次明白，在這個迄今為止只有她受到崇拜受到恭維、歡迎、愛慕的這間客廳裡，另一個女人，她的女兒在取代她的位置。她是在感到所有的讚頌言論都朝著安耐特時，明白了這一點的。在這個王國——一個漂亮女人的房子裡——對她的愛戴從不受任何干擾。從這裡她曾審慎而堅決地清除了任何令人生畏的對手，只在為了使之臣服時她才允許能匹敵的對手進來。而現在她清楚地看到她的女兒即將成為這個王國的統治者。當所有的眼睛都轉到了貝爾坦抓著手站在她畫像前的安耐特身上時，那一陣揪心真是多麼不同一般。她覺得自己一下子完結了，被剝奪了，退位了。所有的人都看著安耐特，誰也沒有再轉過頭來看她！她已經太慣於聽恭維話和頌揚話，每次人們仰慕她的畫像時，她對那些頌揚詞句是如此確信，雖然根本不當一回事，但心中仍然覺得癢癢的，以至這次的被捨棄，這次未曾料到的被挫敗，這種讚歎的範圍一下子全歸到她女兒名下，使她感受到的激動、震驚和痛苦比由任何對手在任何場合所能造成的都更嚴重。

　　可是由於她有一種天性；就是在任何危機情況下經受初次挫折後就自省、就鬥爭，並能找到些自我安慰的理由。於是她就想，一旦她親愛的女兒結了婚，不再住在同一個房子裡，她就無需承受這種沒完沒了的比較。在她朋友們目光下的這種比較開始對她變得太難熬了。

　　然而，這個打擊對她太厲害了。她激動不安而且難以入睡。

　　早晨醒來時她很累而且腰酸背痛。於是產生了一種想得到支持、得到幫助的迫切要求，想得一個能治療她所有這些痛苦，所有這些精神上和肉體上的苦難的人的幫忙。

　　她感到自己確實太難受、太虛弱，因此她起意要找醫生商量。她說不定會變成重病，連續幾小時處在這種痛苦和平靜交遞的情況是反常的。因此她讓人趕快去請他，自己等著。

　　大約十一點的時候醫生到了。這是一個上流社會裡的大醫生，他的勳章和街頭保證了他的才幹。他的本領至少等於常識，他說話的技巧比藥劑更能擊中女人的痛苦。

　　他進來行過禮，看了看他的病人，於是帶著微笑說：

　　「瞧，這不嚴重。有您這對眼睛的，從不會病重。」

　　她立刻對他的這種開場白表示感謝，並向他說明她的虛弱，她的神經緊張、憂鬱，最後輕描淡寫地指出使她不安的壞氣色。他在用一種注意的神氣聽完了她說的以後；除了胃口以外沒有再問別的事情，看來他很清楚這類女人病痛的奧秘性質。他對她作了聽診，觀察了她，用手指撳撳她肩上的肉，抬抬她的胳膊。無疑他摸到了她的思路，而且以職業醫生能揭開一切藉口的精明，懂得她之找他顧問主要是為了她的美貌，其次才是健康。他說：

　　「是的，有點貧血，有些神經性煩惱。這沒有什麼可怪的，既然您剛經歷了一場重喪。我來給您開點兒藥，它就能治好這。可是最重要的是吃些補品，喝些肉汁，不要喝水，但是可以喝啤酒。別讓您熬夜勞累自己，但要儘量多走動走動。多睡，長胖一點。這是我能給您的全部勸告，夫人和美麗的顧客。」

　　她熱忱關注地聽他說，努力猜出話裡的話。

　　她抓住了最後一句要緊話。

　　「是的，我瘦了。我一度曾太胖了一點，而我可能是開始節食把我弄虛弱了。」

　　「肯定是的。要是一直都瘦的話這不礙事，但是有意減肥，常會對某些方面有礙。這點，很幸運地也很容易恢復。再見，夫人。」

　　她已經覺得好了些，輕鬆些了。於是她叫人到總賣店裡去找他指定的啤酒供午餐時喝，那兒能有新鮮些的。

　　當貝爾坦被引進來時，她正從桌旁站起來。

　　「又是我，」他說，「老是我。我來問問您。您一會兒有事嗎？」

　　「沒有，什麼也沒有，為什麼？」

　　「那麼，安耐特呢？」

　　「也什麼都沒有。」

　　「那麼，四點鐘的時候你們能去我那兒嗎？」

　　「可以，可是幹什麼？」

　　「我在為我的《夢幻》起草，我曾在問您能否讓您的女兒花點時候擺個樣子時提到這張畫。要是今天能為我安排上一個小時，那會幫我大忙。」

　　伯爵夫人對此有些猶豫，不知道為什麼還有點煩惱。但她還是回答說：

　　「明白了，我的朋友，我們四點鐘會到您那兒。」

　　「謝謝，您就是善心。」

　　於是他回去準備畫布，研究主題免得讓那位模特兒有丁點兒疲倦。

　　伯爵夫人接著就獨自走出去完成她的採購工作。她走到了中心區的那些大馬路而後到馬萊斯埃伯大道，慢步走著，因為她覺得腳都快要斷了。當她走過聖·奧古斯坦教堂時，她突然打定主意到教堂裡去，並且到那兒休息一會。她推開了有軟墊的大門，舒暢地吸了一口教堂大殿裡的清涼空氣，找到一張椅子坐下。

　　她和許多巴黎的婦女們一樣是信教的。她們毫不懷疑地信仰上帝，沒法相信宇宙能沒有一位創造者而能存在。但是和所有的人一樣，同時都對那位神只賦以她看見過的被創造物的特徵，她將她的永生上帝按她對他的作品所知加以人格化，而對這位神秘的創造主的實際能否存在並沒有很清晰的概念。

　　她對之信念堅定。理論上是崇拜它的，卻又隱隱對他有些害怕，因為她心中全然不知他的目的和意志。對那些教士，她的信任有限；她將他們一律看成違抗兵役的鄉下人的兒子。她的父親是巴黎的中產階級，曾未給她灌輸過任何有關信仰的教旨。直到她結婚為止，她一直對此漫不經心。

　　從此，她的新地位給她更嚴格地規定了對教堂的表面義務，她對這種輕鬆的約束嚴格遵守。

　　她是許多托兒所的女施主而且是十分慷慨的。星期天的彌撒她從不缺席一小時，自己直接作佈施，並且在社會上通過她的堂區教士，一位副神甫佈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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