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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


  「講得很對,這一點是我沒有想到的,但是,我可以擁有自己的出租車來解決這個困難。」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最後我將在紐約定居下來,別的理由不說,還因為紐約擁有最大的圖書館。我只需要很少一點生活費;我對住宿的地方毫不在乎;一天只要吃一頓飯就夠了;等我把美國要逛的地方全逛到了,我將會省下一筆錢來買一部出租車,自己當司機。」

  「你應當關起來,拉裡,你瘋了。」

  「一點不瘋。我很懂事,也很實際。當一個出租自己的汽車的司機,我每天開車子的時間只要夠我的食宿和車子的折舊就行了。其餘的時間可以用來從事別的工作。如果有什麼急事要上哪兒去,就可以開自己的出租車去。」

  「可是,拉裡,一部出租車和政府公債一樣也是財產,」我故意說這話逗他。「而佔有一部出租車,你就是一個資本家。」

  他大笑。

  「不然。我的出租車只是我的勞動工具,無異於托缽僧的手杖和食缽。」

  這樣打趣一番之後,我們的談話中止了。我久已看出,咖啡館裡的客人愈來愈多了。一個穿晚禮服的人離我們不遠坐下,叫了一份很豐盛的早餐;他那疲倦而帶有滿足的面容,說明他過了一夜風流,現在回想起來還有餘味。幾位老者,由於年紀大睡覺少,都起身很早;他們一面一本正經地喝牛奶咖啡,一面從深度眼鏡裡讀著晨報。年紀輕一點的人,有的衣冠楚楚,有的穿得破爛,匆匆走進來,三口兩口吞下一個麵包,喝掉一杯咖啡,就趕往寫字間或者店鋪去。一個乾癟老太婆挾了一捆早報進來到處兜售,但是,看上去好像一份也沒賣掉。我從大玻璃窗戶望出去,看見天色已經大亮。一兩分鐘後,電燈全都熄掉,只有這家大咖啡館的後面一半還開著。我看看表,已經七點過了。

  「來點早飯怎樣?」我說。

  我們吃了油炸麵包和牛奶咖啡;油炸麵包是新出鍋的,又熱又脆。我人很疲倦,無精打采的,樣子一定很難看,但是,拉裡卻像平時一樣精神,眼睛奕奕有神;光滑的臉上一條皺紋也沒有,看上去頂多只有二十五歲。咖啡使我振作了一點。

  「容許我給你一點忠告,拉裡。我是不大給人忠告的。」

  「我也不大接受人家的忠告,」拉裡回答,咧開嘴一笑。

  「在你處理掉你那一點點財產之前,希望你慎重考慮一下。因為一旦脫手之後,就永遠不會回來。說不定有一天你為了自己或者為了別人迫切需要錢用,那時你就會後悔莫及,覺得自己做了一件蠢事。」

  他回答時,眼睛裡帶有嘲笑的神氣,但是,絲毫不含惡意。

  「你比我把錢更加看得重。」

  「我很重視,」我直率地回答他。「要知道,你一直有錢,而我並不如此。錢能夠給我帶來人世上最最寶貴的東西——不求人。一想到現在只要我願意,我就能夠罵任何人滾他媽的蛋,真是開心之至,你懂嗎?」

  「可是,我並不要罵任何人滾他媽的蛋;而如果我要罵的話,也不會因為銀行裡沒有存款就不罵。你懂嗎,錢對你說來意味著自由,對我則是束縛。」

  「你是個講不通的傢伙,拉裡。」

  「我知道。這沒有法子。反正時間還早著,我要改變主意,盡來得及。我要等到明年春天才回美國。我的畫家朋友奧古斯特·科泰把薩納裡的一所村舍借給我,我打算在那邊過冬。」

  薩納裡是沿裡維埃拉的一個不大出色的海濱休養地,介於班多爾和土倫之間。藝術家和作家不喜歡聖特羅佩那些花花綠綠的宗教儀式的,常到這裡來。

  「那地方就像一潭死水那樣了無生氣,你如果不在乎這一點就會喜歡它。」

  「我有事情要做。我搜集了一大堆資料,預備寫一本書。」

  「寫的什麼呢?」

  「寫出來後你就會知道,」他微笑說。

  「書寫成之後,你假如願意寄給我,也許我可以設法替你出版。」

  「你不用費心。我有幾個美國朋友在巴黎辦了個小小的出版社。我跟他們談好替我印出來。」

  「可是,這樣出版一本書很難指望有銷路的,而且不會有人給它寫書評。」

  「我不在乎有人給它寫書評,也不指望出售。書的印數很少,只預備寄給我的印度朋友和在法國的少數可能對它感興趣的人。它並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寫它出來只是為了把搜集到的數據處理掉,而出版它是因為我覺得只有印出來才能弄清楚它是什麼貨色。」

  「這兩條理由我都懂得。」

  這時我們的早飯已經吃完,我叫侍役開帳。賬單來時,我把它遞給拉裡。

  「你既然打算把你的錢全部送光,老實不客氣,這頓早飯要你請了。」

  他大笑,把錢付掉。坐了這樣久,我人都僵了;走出咖啡館時,覺得兩脅在痛。秋天早晨的空氣非常新鮮,人很好受。天是藍的,德·克利希大街在夜裡是那樣一條肮髒的通道,現在卻顯出一點活潑氣象,就像一臉脂粉的消瘦婦人走著女孩子的輕快腳步,看去並不討厭。我向一部過路的出租車打一個手勢。

  「帶你一段路怎樣?」我問拉裡。

  「不用。我預備步行到塞納-馬恩省河邊,找一處洗澡的地方游泳一下,以後還得上圖書館去,我有些東西要查。」

  我們拉了手。我望著他的兩條長腿大踏步走過馬路。我這塊料可沒有他硬掙,所以坐上出租車回到旅館。走進客廳時一看,已經八點過了。

  「一個年紀大的人在這個時候才回家,」我向玻璃罩裡的裸體女子不以為然地說;一八一三年以來她一直就橫陳在時鐘上面,身體的位置在我看來極端不舒服。

  她繼續望著自己在鍍金銅鏡裡的鍍金銅臉,而那座鐘的回答只是:滴答、滴答。我放了一盆熱洗澡水;一直泡到水不太熱時,方才把身體擦乾,吞下一片安眠藥,把瓦勒裡的《海葬》帶到床上去看(書剛巧放在床頭櫃上),一直看到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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