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托馬斯·曼 > 魔山 | 上頁 下頁
一七八


  「晨星會」的寄宿學校不是儼然一所軍官學校嗎?學生們被編成了團和連,嚴格要求施行教會加軍隊的禮儀,可以說就是「硬襯領」與「西班牙花邊領圈」的中和吧。在約阿希姆那一行中發揮著巨大作用的榮譽和出人頭地的觀念,在納夫塔的教團裡同樣顯得多麼突出啊,漢斯·卡斯托普想,只可惜生了病,納夫塔不可能有大出息罷了!聽他講,他那教團全部由一些極有抱負的軍官組成,人人只有一個心願,就是克盡職守,出人頭地,用拉丁文講就叫「insignes esse」。根據耶酥會創始人和第一位將軍、西班牙神父羅耀拉定的教義和教規,他們比那些僅憑健康的理智行動的人要更多地、也更卓越地完成自己的職責。而且還不止於此,他們要完成超過自己份額的工作,「exsupererogatione」,也就是說,他們不只要像每個具有健康理智的凡人都可以做到的那樣,好歹抵抗住肉體的暴動——rebellioni carnis,而且要與感官享樂,與愛自己和愛塵世的傾向作鬥爭,即便在那些被允許做的事情上也如此。因為向敵人作鬥爭,「agere contra」,亦即進攻,比只是自衛,比「resistere」來得更有意義,更加光榮。削弱敵人,摧毀敵人!戰鬥規程中寫著。在這一點上,它的作者,西班牙教士羅耀拉,又和約阿希姆的上帝即普魯士的腓特烈的意見完全一致。腓特烈的戰鬥規程也是「進攻!進攻!打得敵人屁滾尿流!進攻!」

  然而,在納夫塔的世界與約阿希姆的世界之間,最根本的共同點卻是它們對流血的態度。這是它們一致的看法,即認為在鮮血面前,不應該將手縮回去。在這一點上,它們作為世界、團體和等級,真是難分軒輊,完全一樣。對於一個平民來說,值得聽一聽納夫塔如何講述中世紀那些好戰黷武的僧侶,講他們苦修禁欲,骨立形銷,然而卻滿懷對教會的權利的貪婪,為了迎接上帝之國,迎接超自然力的世界統治的到來,不惜讓人類流血。納夫塔講到好鬥成性的教士,說他們認為在對異教徒的戰鬥中犧牲比在床榻上壽終正寢更有價值,認為為了基督而被殺或者殺人不是罪行,倒是至高無上的光榮。很好,塞特姆布裡尼不在場!他要聽見這些言論必定又會扮演街頭搖風琴藝人的角色,唱起和平老調來的——雖然對於反維也納的爭取民族獨立和文明的聖戰,他絕對不說一個不字。另一方面,正是對他這種偏頗的熱情,納夫塔自然不免給予蔑視和嘲諷。至少,只要意大利人還熱衷於宣揚這樣的情感,納夫塔便會搬出基督教的世界主義來對抗,說他樂意稱世界上的每一個而不是單單某一個國家為祖國,並斬釘截鐵地重複一位叫尼克爾的教團將軍的話:

  對祖國的愛是「一場瘟疫,將確定無疑地導致基督之愛的死亡。」

  很顯然,從禁欲苦行的觀點著眼,納夫塔才稱對祖國的愛是「一場瘟疫」——因為,苦行這個概念對他來說有著無所不包的含義;在他看來,與苦行和上帝之國背道而馳的事物真叫比比皆是!不只對家庭和故鄉的眷戀是這樣,對健康和生命的珍惜也屬此列。當意大利人文主義者侈談和平與幸福的時候,他正是以上面的理由對他進行指責。對肉體的珍愛,喜歡肉體的舒適,都遭到他大肆非難。他不留情面地對塞特姆布裡尼指出,哪怕對生命和健康有一丁點兒重視,都是市民地道的反宗教行為。

  一天,已經臨近聖誕節,在踏雪散步去到「村」裡和返回的途中,由這樣一些分歧衍生出了一場關於健康和疾病的大論戰,而且所有人都參加了:塞特姆布裡尼,納夫塔,漢斯·卡斯托普,費爾格和魏薩爾——全都有點兒頭昏腦熱,都因在嚴寒中行走和談話而激動,而麻木不仁;沒有例外,全都有點兒哆嗦顫抖,不管他們是像塞特姆布裡尼和納夫塔那樣積極參加辯論,還是多半在旁聽,只是偶爾插那麼一兩句話。總之,所有人全興致勃勃,以致忘乎所以,常常走著走著就停下來,形成又比又劃、七嘴八舌地忙忙乎乎的一群,擋住了去路,對其他行人全不在意,有的行人只好兜著圈子繞過他們,有的則同樣停住嘴,尖起耳朵,驚奇地聽著他們天南地北地爭個沒完。

  論戰原本是由卡棱引起的,這位手指尖開了口的可憐的姑娘,前不久死了。漢斯·卡斯托普對她病情的突然惡化和死一點也不知道;否則,他便會以病友的身份去參加她的葬禮——何況他原本是喜歡葬禮的,他自己也承認。只是院裡的保密規定,使他知道卡棱的去世太晚,等他得到消息,她已經在那個有一座頂著歪歪的雪帽子的小石膏像的園子裡,被放平身體,永遠地安息了……漢斯·卡斯托普說了幾句表示哀悼的話,就引起了塞特姆布裡尼先生的談興,開始對他扶貧濟困的活動,對他去看萊拉·格恩格羅斯小姐,看無事忙羅特拜恩先生,看肥胖的齊默爾曼太太,看那位「兩個全都」夫人好吹牛皮的兒子,看死得很痛苦的納塔利亞太太等等,大肆加以諷刺,最後還加上一句,說他很可惜那些珍貴的花,漢斯·卡斯托普竟然拿它們去討好這幫既無希望又可笑的混蛋。

  漢斯·卡斯托普卻指出,這些受到他關照的人,除去納塔利亞太太和男孩特迪暫時不算以外,不全都死得很嚴肅嗎?塞特姆布裡尼隨即反問,難道這就使他們變得可敬些了麼?可漢斯·卡斯托普回答,除去塞特姆布裡尼所指的以外,還有所謂對苦難的基督徒的敬重哩。不等塞特姆布裡尼駁斥他,納夫塔便開始談起中世紀那些治病救人的非常之舉,那些令人瞠目結舌的狂熱行徑來:國王的女兒們親吻麻瘋病人惡臭的傷口,故意讓自己染上這種病,並稱自己身上長出的膿瘡為她們的玫瑰,還飲洗膿血的水,飲完後說從來沒什麼飲料比這水更好喝。

  塞特姆布裡尼裝出要嘔吐的樣子。不是那些情景和聯想在生理上引起他噁心,他解釋說,更多的是在這種對於仁愛行為的理解中表現出來的變態狂悖心理,使他反胃。接著,他挺直身板,恢復樂天和莊重的神態,大談新時代人道主義的扶病濟困的先進方式,談到戰勝瘟疫,談到以講衛生、進行社會改良以及發展醫藥科學等實際行動,去對抗人類的可怕災難。

  這類資產階級的可敬舉動,納夫塔回答,對他剛才提到的世紀都甚少補益,而且對兩部分人都如此:病人和受苦人得不到什麼,健康人和幸福的人也一樣;後者之所以對前者表現出溫柔敦厚,不是出於對他人的同情,而是為了自己靈魂得救。須知,通過成功的社會改良,健康人失去了為自己靈魂辯護的最重要手段,病人則被剝奪了神聖的地位。因此,為了兩部分人的利益,貧困和疾病應該長久存在;這樣的觀點將一直是正確的,只要可能堅持純宗教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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