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曼自敘

　　1875年6月6日，我出生於呂貝克，是一個商人和市參議員的次子，父親名叫約翰·海因裡希·曼，母親名叫朱麗亞·達·席爾瓦—布魯恩斯。父親是呂貝克人的後裔，而母親出生于裡約熱內盧，是一個德國莊園主與一個有葡萄牙血統的巴西女子生的女兒。她七歲時到了德國。

　　我被指定繼承父親的糧行，曾記得我小時候，這家糧行慶祝了它開業百年的紀念日。我進了呂貝克「教會學校」的理工部。但我不喜歡上學，一直到最後也沒能適應學校的要求，因為我天生反對任何來自外部的要求，後來我費了好大勁兒才改掉這一點。我所掌握的知識大多是通過獨立自修的方式學到的。正式的教育除了給我起碼的知識外一無所成。

　　我十五歲時父親去世，他死時年紀並不算老。商行倒閉了。過了不多久，母親帶著年幼的弟妹們離開故鄉，移居德國南部的慕尼黑。

　　我從學校沒沒無聞地畢業後，便去找母親，暫時在慕尼黑一家保險公司裡當職員。公司的經理是我父親的老朋友。後來，為了能當上記者，我又在大學學習歷史、經濟、藝術史和文學等課程。其間，我跟比我年長四歲的哥哥亨利希·曼到意大利住了一年。這時候，我的第一部小說集《矮個先生弗裡德曼》（1898）問世了。我在羅馬還開始寫作長篇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該書於1901年出版，並且從那時起一直受到德國公眾的歡迎，至今發行量已突破一百萬冊。

　　接著，我又發表了一些較短的小說，都收在小說集《特裡斯坦》（1903）中，一般都認為，集子中描寫藝術家的中篇小說《托尼奧·克勒格爾》最有代表性。我還完成了對話體作品《菲奧侖察》（1906），這是一部只適合閱讀的劇本，但也偶爾上演過。

　　1905年，我和阿爾弗雷德·普靈斯海姆的女兒結婚，岳父是慕尼黑大學的數學教授。我的妻子是恩斯特·多姆與海德維希·多姆夫婦的外孫女，外祖父是柏林的著名記者，外祖母曾在德國的婦女解放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我們在婚後生育了六個孩子：三個女兒，長女後來進了劇院；三個兒子，長子後來也從事文學創作。

　　我在新階段的第一部作品是長篇小說《王爺殿下》（1909），一個宮廷故事，描述了一個典型人物的心理，以及諸如貴族的消沉思想如何與社會要求一致等道德問題。接著是另一部長篇小說《騙子菲利克斯·克魯爾的自白》（1922）。它依據諷刺滑稽作品的想法，選取悠久傳統的一個要素，利用歌德式的、自我模仿的、自傳體的和貴族式的自白，並將其引入幽默小說與罪案小說的範圍。這部長篇小說還沒有寫完，就有行家認為該書已發表的章節是我最出色、最精妙的成果。也許它是我所寫的最具有個人特色的作品，因為它代表了我對傳統的態度，傳統既可愛又有害，支配著我這個作家。

　　1913年，中篇小說《死於威尼斯》出版，被認為是除了《托尼奧·克勒格爾》之外同類作品中最有影響的作品。我在寫它的末尾部分時又構思了「教育小說」《魔山》（1924），但戰爭一開始寫作便中斷了。

　　儘管戰爭並沒有馬上就要我本人參加，但是戰爭曠日持久卻使我的創作活動完全中止，因為它迫使我極其痛苦地重新評價了我的基本想法。1918年，我發表了《一個不問政治者的看法》，文章集中反映了一個人、一個知識分子的自我探詢。其主題是探討作為德國人所著重關心的問題，即政治問題，從一個在生活中經歷了許多次修正的愛爭論的保守派角度進行探討。雜文集《演講與回答》（1922）、《努力》（1925）和《平日的要求》（1930）則敘述了我的社會道德觀念的發展歷程。

　　在戰時中立或交戰的國家之間的邊界重新開放後，我馬上便開始出國講學，首先到了荷蘭、瑞士和丹麥。1923年春天，我去了西班牙。

　　第二年，我成了倫敦新建的國際筆會俱樂部的嘉賓，兩年以後，我又接受了卡內基基金會法國分會的邀請，1927年訪問了華沙。

　　與此同時，1924年秋，兩卷本《魔山》經過多次延宕後終於問世。

　　這本書在短短幾年中就重印了一百次，引起了公眾的興趣。這表明我選擇了最有利的時機推出這部構思宏偉的作品。這部長篇小說所提出的問題主要不是針對普通群眾的，但它們是受過教育的人所關心的，而時代的不幸更增強了廣大讀者的接受能力，對我這部顯示小說技巧的作品非常有利。

　　在《一個不問政治者的看法》完成後不久，我又給我的長篇記敘作品加進了一部散文詩，即動物故事《主人與狗》（1919）。繼《魔山》之後，我完成了一部描寫革命變革與通貨膨脹時期的中篇小說《混亂與早痛》（1929）；此外還有《馬裡奧與魔術師》，寫於1929年，目前是我寫此類作品的最後一次嘗試。它寫於我創作另一部新長篇小說期間，那部長篇小說的題材和意旨與我所有的早期作品都截然不同，因為它超出了中產階級個人的範圍，進入了往事與神話的領域。這個《聖經》故事題為《約瑟和他的兄弟們》，其個別章節已刊登在雜誌等出版物上，現已完成了一半。為了寫這部作品，1930年2月至4月我曾到埃及和巴勒斯坦進行了考察。

　　從早年起，我進行文學創作就受到了同行們的友好關注和官方的獎勵。其中一例是1919年波恩大學授予我名譽博士學位；為滿足德國人對頭銜的喜愛，我的故鄉呂貝克的參議院又在市慶典禮上授予我教授稱號。我是普魯士藝術研究院新的文學部由政府任命的首批院士之一。我還懷著激動的心情記得，我的五十歲壽辰受到了廣大公眾的祝賀。而所有這些榮譽的頂峰則是瑞典學院去年授予我的諾貝爾文學獎。但是，我要說，成功的喧鬧從沒有搞亂我對自己的功過相對性的清醒意識，一刻也沒有弄鈍我的自我批評鋒芒。我的作品對後世的價值與意義自然要留給將來評判；對於我來說，它們只不過是我個人自覺地也就是認真地度過這一輩子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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