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遐想錄(7)_盧梭

七

　　我出生于一個講求道德、虔誠信教的家庭，在一位賢明而篤信宗教的牧師家庭中愉快地成長，從幼年起就接受了以後從沒完全拋棄的原則和格言——有人說是成見。還在童年時我就獨立生活，在愛撫的吸引下，在虛榮心的蠱惑下，為希望所誘騙，為形勢所逼迫，當了天主教徒，但我仍然是個基督徒；不久以後，出於習慣，我的心對我的新的宗教產生了真摯的感情。華倫夫人①的教導和榜樣加強了我的這份感情。我在鄉間度過了青春年少時期，那裡的孤寂生活和我全神貫注地閱讀的好書，加強了我對深摯感情的天賦稟性，使我變成類似費納龍式的虔信者①。在隱遁中所作的沉思，對自然的研究，對宇宙的冥想，都促使一個孤寂的人不斷奔向造物主，促使他懷著甘美熱切的心情去探索他所看到的一切的歸宿，探索他所感到的一切的起因。當我的命運把我投進人間的急流時，我再也尋覓不到片刻間能悅我之心的任何東西。對往日溫馨的閒暇的懷念始終縈繞心頭，使我對身旁一切能為我博得名利的事物都感到冷漠和厭惡。我自己也搞不清究竟想追求什麼，也不存多大希望，有所得的時候就更少，而當飛黃騰達的微光顯現時，我又感到，當我得到我以為是在尋求的一切時，我一點也得不到我為之心向神往，然而並沒有明確目標的那種幸福。這樣，就在種種苦難使我感到我跟這世界毫不相干以前，一切就都促使我在感情上跟這個世界日益疏遠。直到四十歲以前，我一直在貧困和財富之間、在正道和歧途之間搖擺不定，我有很多由習慣而產生的惡習，然而心中並無半點作惡的傾向，我隨遇而安而缺乏理性所明確規定的原則，對我應盡的本分雖有所疏忽但並不予以蔑視，而且對這些本分時常也並沒有明確的認識。

　　①盧梭於一七二八年三月與華倫夫人初次見面，一七三二年到一七四一年間，曾和她生活在一起。請參看《懺悔錄》第一部第二至第六章。①費納龍(1651—1715)，法國康佈雷大主教、作家、教育家，主張寂靜主義，認為應該像孩子熱愛母親一樣只愛上帝，至於其他宗教儀式則都無所謂。

　　我從青年時期起就把四十之年定作一個界限，在這以前可以有各方面的抱負，作出一番努力來力求上進，並且決定，一到這歲數，不管處於什麼狀況，就不再為擺脫這一狀況而掙扎，餘生就得過且過，再也不為前途操心了。時候一到，我就順利地把這一計劃執行起來，儘管當時我的命運似乎還可使我獲得更穩定的生活條件，我也放棄了，不僅毫無遺憾，而且引為樂事。我擺脫所有那些誘惑，拋棄不切實際的幻想，一心一意過慵懶的生活，讓精神安靜下來——這從來就是我最突出的愛好，最持久的氣質。我擺脫了社交界和它的浮華。我拋棄一切裝飾品，不再佩劍，不再戴表，不再穿白色長襪，不再用金色飾帶，也不再戴精製頭飾，從此只戴一副普普通通的假髮，穿一套粗呢的衣服。更重要的是，我把使這一切顯得重要的貪婪和垂涎從心底連根拔除了。我也放棄了那時我根本無法勝任的職務①，從此開始謄抄樂譜，按頁取酬，這項工作我從來就是十分喜愛的。

　　①盧梭當時在法國財務總管弗蘭格耶處擔任出納，經管金庫(見《懺悔錄》第二部第八章)。

　　我的改革並不限於外表。我感到外表的改革本身就要求另外一種顯然更痛苦、但卻更有必要的改革，那就是思想的改造。我決心把我的內心來一番徹底的嚴格的審查，並予以調整，使今後餘生一直保持我死前希望保持的那個樣子。

　　我心中出現了一場巨大的革命；另一個精神世界展現在我眼前；我開始感到人們的判斷是何等的荒謬，然而我那時還沒有預見到會成為它的犧牲品；文壇的名聲像煙雲一樣剛在我頭上飄浮，我就已經對它感到厭倦，越來越需要有另外一種成就；我想為來日的事業開闢一條比前半生更為可靠的道路——所有這一切都迫使我作一次早就感到有必要進行的徹底的檢討。我這樣做了，對為做好這項工作所需的一切因素，只要是操之在我的，都毫無忽略。

　　正是在這一時期，我開始徹底脫離上流社會，開始對孤寂生活產生強烈的愛好，至今未衰。我所要寫的那部作品①，只有在絕對隱遁中才能寫出，它要求長期安靜的沉思，而這是喧囂的社交生活所不許可的。這就迫使我在一個時期內採取另外一種生活方式，後來覺得它是如此之好，因此，在迫不得已作為時不久的中斷之後，總是一有可能就一心一意地把它恢復，而且毫無困難地做到心無旁騖；等到後來別人迫使我過孤獨生活時，我就覺得，他們為了讓我痛苦而把我流放，結果給我帶來的幸福卻比我自己爭取的還多。

　　①指後來在一七六二年在《愛彌兒》第四卷中發表的《薩瓦助理司鐸的信仰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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