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錄(146)_盧梭

一四六

　　我的計劃就是如此，而雷伊的慷慨好義——這是我不應該略而不談的——使這個計劃易於執行。這個書商，人家在巴黎對我說了他那麼多的壞話，然而卻在我與之打過交道的所有書商中，是唯一使我要永遠自慶得人的。誠然，我們為我的作品的印行常常爭吵；他很不經心，我又好發脾氣。但是在金錢方面，以及與金錢有關的問題上，儘管我跟他從來沒有訂過什麼正式契約，我始終覺得他是很嚴格、很公正的。甚至也只有他一人曾坦白地向我承認，他跟我合作，生意做得很好；並且他常對我說，虧了我，他才發了財，願意把發的財分給我一份。他不能直接向我報恩，便要在我的女總督身上表示對我的感謝：他贈給她一筆三百法郎的終身年金，在契約上載明是為了報答我為他取得的好處的。這是我們兩人辦的事，沒有炫耀，沒有矜誇，沒有聲張；要不是我先逢人便說這件事，誰也不會知道。他這種態度太使我感動了，所以從那時起我就對雷伊產生了一種真正的友情。若干時之後，他又請我做他的一個孩子的教父，我同意了；現在，在人家把我逼到的這種境遇裡，我的遺憾之一是，我被剝奪了使我的感情稍稍有益於我的教女和她的雙親的機會。為什麼我對這位書商質樸的慷慨行為就這樣知所感戴，而對那麼多闊老的喧噪的高情厚誼就無動於衷呢？他們大張旗鼓地叫嚷他們如何有賜於我，把天都震坍了，而我卻無動於衷，這是他們的過錯呢，還是我的過錯呢？是他們只知道虛妄矜誇呢，還是我專會忘恩負義呢？明達的讀者啊，你衡量吧，你決定吧；我呢，我不說了。

　　這筆年金對戴菜絲的生活是一個很大的資源，對於我的負擔是一個很大的減輕。但是，我可沒有為我自己而直接利用這筆年金，凡是人家給她的贈禮，我都從不沾手，一直由她自己支配。當我替她保管銀錢的時候，總是忠實地為她記帳，從來不拿出半文錢來作共同開支，即使是在她比我更富裕的時候也是這樣。「我的就是我們兩人的」，我對她說，「你的就是你一個人的。」我經常把這個原則對她講，也從來都是按照這個原則行事的。有人竟那麼卑鄙，說我利用她的手來接受我親自拒絕的東西，毫無疑問，他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們太不認識我了。如果是她掙來的麵包，我是樂意跟她同吃的，但是我絕不願意同吃人家給她的麵包。關於這一點，我現在就可以請她來為我作證，將來，按照自然規律，我死在她前面，她還是可以為我作證的。不幸得很，她在各方面都不很懂得節約，不很仔細，很會花錢，倒不是由於虛榮，也不是由於貪吃，唯一的原因就是漫不經心。在這個塵世上誰也不是完人；既然她那些絕好的優點必須有所抵消，我就寧願她有些缺點，而不願她有惡習，雖然這些缺點也許給我們倆造成了更多的損害。我為她，也和當年為媽媽一樣，操了許多心，想為她積蓄一點，以便有朝一日作她的生活資源。我操的這些心真是別人難以想像的，但是這些操心始終是白費了。她們兩人都從不計算計算；儘管我萬分努力，總歸是來多少就去多少。不管戴榮絲穿得多麼簡樸，雷伊的年金從來也不夠她穿的，我每年還得拿我的錢貼補她。不論她或我，我們倆生來就不是當財主的，我當然也不會把這一點算在我們的種種不幸之內。

　　《社會契約論》印得相當快。《愛彌兒》就不是這樣了，我是等《愛彌兒》出版後再來執行我所考慮的隱遁計劃的。迪舍納不時寄來一些樣版讓我選擇；我選定了，他還不開始印刷，又給我寄些別的樣版來。當我們最後對版本大小、對字體都完全決定好了，而且已經印出幾頁的時候，我在校樣上稍微改動一下，他又把全部校樣拿來重新開始。六個月後，進展連第一天都還不如。在歷次試印的過程中，我明白地看出了，作品既在荷蘭印，也在法國印，兩版同時進行。我能有什麼辦法呢？我已經不是我的手稿的主人了。我不但沒有插手法國版，而且還始終是反對在法國出版的；可是既然這一版不管我願不願意是在進行著，既然它為另外那一版做樣子，我就必須注意它一下，看看樣張，不要讓人家把我的書弄得殘缺不全，不成樣子。而且，作品完全是在主管官的同意之下印的，差不多就是他自己在指揮工作，他又時常寫信給我，甚至為這問題還來看過我。是在什麼情況之下，我一會兒再談。

　　這方面迪舍納跟烏龜一樣爬，那方面內奧姆受到他的牽制，進行得更慢，人家不是忠實地把樣張隨印隨寄給他。他在迪舍納的行徑裡，也就是說在居伊的行徑裡（因為居伊代迪舍納印刷）發現他居心不良；他看人家不履行契約，就左一封、右一封地寫信向我訴苦，我自己一肚子苦都沒有辦法，對他就更愛莫能助了。內奧姆的朋友蓋蘭當時常跟我見面，不斷跟我談這部書，但始終持著最大的保留態度。他又知道又不知道這部書在法國印刷，他又知道又不知道主管官也插手其間。他為這部書行將給我帶來的麻煩向我表示同情，同時又仿佛怪我太不謹慎，而又絕不肯說出究竟不謹慎在哪裡。他一個勁兒繞著彎子說話，左遮右閃，似乎只是為了要套我的話才開口。我那時覺得自己太保險了，所以還笑他在這件事上所用的那種圓滑而神秘的口吻呢，認為那是一種從大臣和官僚那裡學來的癖性，因為他經常到他們的辦公室去。我自己認為這部作品在各方面都合乎規定，因而十分放心，同時又深信它不但獲得了主管官的同意與保護，甚至還值得受並且實際上也受到了主管部門的照顧，所以我暗自慶倖我有勇氣把事情做好，同時還笑我那些仿佛在為我擔憂的膽怯的朋友。杜克洛就是其中之一；我承認，如果我不那麼堅信作品本身的有益和它那些保護人的公正的話，我對他的正直與見識的信任是可能使我也跟他一樣驚慌起來的。正當《愛彌兒》在印刷的時候，他從巴伊先生家裡來看我，跟我談起這部書。我就把《薩瓦副主教信條錄》念給他聽，他很安靜地聽了，似乎還很欣賞。我一讀完，他就對我說：「怎麼！公民！這就是在巴黎印的書裡的一部分？」「是呀，」我對他說，「人們簡直可以用國王的命令在盧佛宮裡印呢。」「我同意你這種想法，」他對我說，「但是請你照顧我一點，別告訴任何人說你曾把這篇文章讀給我聽過。」這種驚人的措詞使我愕然，卻並沒有使我驚慌。我知道杜克洛常跟馬勒賽爾卜先生見面，我很難設想他們兩個人怎麼在同一問題上所想的就那麼不同。

　　我住在蒙莫朗西已經四年多了，卻從來沒有過一天好的身體。雖然那裡空氣絕佳，水卻很壞，這很可能就是促使我那慣發的病痛日趨惡化的原因之一。快到一七六一年秋末的時候，我完全病倒了，整個冬天都在苦痛中度過，幾乎就沒有一會兒輕鬆過。肉體上的痛苦被無數的憂慮加劇了，轉而又使這些憂慮在我的心上更加沉重。若干時以來，有些朦朧而陰暗的預感擾亂著我的心曲，卻又不知道為的是什麼。我收到一些相當離奇的匿名信，甚至還有些署名的信也同樣離奇。我收到巴黎議院一位參議員的一封信，他不滿現行的社會制度，預料後果絕不會好。請我指教他選擇一條退路，到日內瓦還是到瑞士，好讓他全家去退隱。我又收到某議院的司法院長某先生的一封信，他建議我為這個司法院——它當時與宮廷不和——草擬些備忘錄和諫書，願意為我提供所需的一切文件和資料。我有病痛的時候總是容易發脾氣的。我收到這些信的時候脾氣就不好，所以在回信中也就發作起來了，乾脆拒絕了人家的要求。當然，我所引以自責的並不是這個拒絕本身，因為那些信可能都是我的敵人所佈置的陷階，而且人家所求於我的都是違反我絕對不願背棄的原則的，而是我原可婉言拒絕，卻粗聲厲氣地拒絕了，這就是我不對的地方。

　　人們在我的文件裡還能找到我方才說的那兩封信。參議員的那封信並不使我驚訝，因為我也和他一樣，也和很多人一樣，認為那腐朽的制度在威脅著法蘭西，使它不久就會崩潰。由於政府措施失當而招來的一場不幸的戰爭所引起的重重災難；財政上難以置信的紊亂；行政界的不斷傾軋——當時行政權分掌在公開互相攻擊的兩三個大臣手裡，他們為了你害我，我害你，不惜使王國垮臺；人民大眾和全國各階層的普遍不滿；還有一個頑固的女人，她如果有點頭腦的話，也把這點頭腦用在個人的好惡上了；她差不多總是把最有能力的人從工作崗位上踢開，以便安插最能得她歡心的人——所有這一切都加在一起證明那位參議員、社會大眾以及我個人的預見的正確。這種預見甚至也使得我自己多次猶豫不決，不知道是否也應該在那些似乎威脅著王國的動亂爆發之前跑到王國以外去找個棲身之處；但是因為我覺得自己是孑然一身，又秉性和平，相信在我所願意過的這種孤獨生活之中，任何風暴都不會打到我頭上來的。我遺憾的只是，在這種局勢之下，盧森堡先生接受了一些會使他在政府中失去聲望的任務。我倒很願意他在這方面為自己留點兒退路，以防這個龐大的機器一旦如當時似乎令人可慮的那樣垮下來；就是現在，我還覺得，如果政權不是最後落到一個人手裡的話，法國專制政體一定是早已陷入絕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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