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錄(108)_盧梭

一〇八

　　另一項工作，性質大致相同，但計劃訂得比較晚，它是此刻最使我關懷的，這就是聖皮埃爾神父著作的摘選。由於敘事的線索，這部書我直到現在還沒有談到。在我從日內瓦回來以後，馬布利神父就向我提起這件事，不是直接提起，而是通過杜賓夫人，因為杜賓夫人也出於某種利害關係，希望我接受這個意見。她是巴黎那三、四個曾拿老聖皮埃爾神父當作寵兒的美婦人之一；雖然她不是獨佔對神父的偏愛，至少是和文基榮夫人一同分享這種偏愛的。這位善良的老人死後，她對他保有的那種敬愛之忱，足以使他們雙方都受到尊敬，因此，如果她看到她的朋友的那些未曾出世即已夭拆的文稿能由她的秘書復活起來，她是會感到光榮的。這些夭折的稿子裡並非沒有許多絕妙的思想，但是表達得太壞了。讀來令人厭倦；說來也怪，聖皮埃爾神父把他的讀者當作孩子看待，而說起話來卻把他們當作大人，太不注意怎樣使人聽懂他所說的話。正因為如此，他們才建議我做這件工作，一則這件工作本身是有益的，再則它很適合於一個勤於動筆而懶於著作的人，適合於一個以構思為苦，寧願就其所好，注疏別人的見解而不願自創新意的人。此外，我既然不讓自己局限於闡釋的任務，誰也不能禁止我有時也去思考，因而我也就可以賦予這部作品以這樣一種形式：使許多重要的真理披著聖皮埃爾神父的外衣鑽到這個作品裡來，這比披著我自己的外衣還要妙。不過這件工作也並不輕鬆，需要細讀、深思、加以摘錄的，足足有二十三大本之多，又冗長，又混亂，充滿著贅詞、重複、淺薄或錯誤的見解，必須從中搜尋出某些偉大而美妙的思想，而這給了我以忍受這種苦工的勇氣。如果我能反悔而不至有傷臉面的話，我也常想把這份苦差使擺脫掉的；但是當我接受神父的手稿的時候（這些手稿是他的侄兒聖皮埃爾伯爵應聖朗拜爾的請求交給我的），我可以說是應承了要拿它來派用場的，因此，要麼就把稿子還給人家，要麼就得設法加以利用。我把這些手稿帶到退隱廬的時候，就是作這後一種打算的，所以這也就是我準備把空閑時間用上去的第一部作品。

　　我還思考著第三部作品，是我對自身的觀察使我想起來要寫的；如果我的文筆能配得上我原定的計劃的話，我很有理由希望能寫出一部真正有益於人類的書，甚至可能是對人類最有益的書籍之一；我越這樣想，就越感到有勇氣去著手這個工作。我們都曾注意到，大部分人在他們的生活過程中往往與他們自己不甚相似，仿佛變成了完全不同的人。我並不是為了證明這樣一個顯著的事實而要寫一部書；我有更新穎、甚至更重要的目標，那就是要尋找這些變化的原因，特別注重那些操之在我的原因，以便說明我們應該怎樣控制這些原因，使我們變得更好，更自信。因為，無可置辯，對於一個正派人來說，抵抗一些已經形成的欲念是比較痛苦的，如果他能上溯到這些欲念的根源而就其始生時加以預防、改變或糾正，就不會那麼痛苦了。一個受到誘惑的人，第一次抵抗住了，因為他是堅強的，另一次就屈服了，因為他軟弱了；如果他還是和前次那樣堅強的話，他就不會屈服的。

　　當我一面探測自己，一面觀察別人，來尋求這種種不同的生活方式究竟是從何而來的時候，我發現生活方式大部分是由外界事物的先入印象決定的。我們不斷地被我們的感官和器官改變著，我們就不知不覺地在我們的意識、感情、乃至行為上受到這些改變的影響。我搜集的許許多多明顯的觀察資料都是沒有爭論餘地的；我覺得這些觀察資料，由於它們是合乎自然科學原理的，似乎很能提供一種外在的生活準則，這種準則隨環境而加以變通，就能把我們的心靈置於或維持于最有利於道德的狀態。如果人懂得怎樣強制生理組織去協助它所經常擾亂的精神秩序，那麼，他就能使理性不出多少偏差，就能阻止多少邪惡產生出來啊！氣候、季節、聲音、顏色、黑暗、光明、自然力、食物、喧囂、寂靜、運動、靜止——它們都對我們這部機器產生作用，因此也就對我們的心靈產生作用；它們都為我們提供無數的、近乎無誤的方法，去把我們聽其擺佈的各種感情從其起源之處加以控制。這就是我的基本思想，我已經把綱要寫出來了，並且我希望，對稟性良好，真誠地愛道德而又提防自己軟弱的人們，我這個思想是准能產生效力的，我覺得用這個思想能很容易寫出一部讀者愛讀、作者愛寫的有趣的書來。然而，這部題為《感性倫理學或智者的唯物主義》的著作，我一直沒有在上面花多少工夫。許多紛擾——讀者不久就會知道其中原因的——阻止了我專心去寫，人們將來也會知道我那份綱要的命運如何，它是出乎意料地與我自身的命運密切關聯著的。

　　除了上述這些外，我從若干時候以來就思考著一種教育學說，這是舍農索夫人請我這樣做的，因為她丈夫對兒子的教育使她為自己的兒子非常擔憂。雖然這問題本身不那麼合我的口味，可是友誼的權威使我對這個問題比對所有其他問題都更關心。所以，在我方才說到的所有題目之中，這是我唯一取得成果的一個。我寫這個題目時所期望取得的結果。似乎應該給作者帶來另一種命運。但是在這裡還是不要過早地談這個叫人傷心的問題吧；在本書的以後各章裡，我將不得不談到它的。

　　所有這種種計劃都為我散步時提供了沉思默想的材料：我想我已經說過，我只能一面走著，一面沉思；一停步，我也就不能思考了；我的腦筋只有跟我的雙腳一齊開動。然而我也曾採取預防措施，為下雨的日子準備了一個室內工作。這就是我的《音樂辭典》。辭典的材料既淩亂，又殘缺，又不成樣子，使這部作品幾乎有重寫的必要。我帶來了幾部為重寫而需用的書籍；前此我已經費了兩個月的時間從其他書籍摘錄了許多東西。這些書籍都是別人從王家圖書館借給我的，其中有幾種，人家甚至還允許我帶到退隱廬來。這就是我儲備的工作，當天氣不容許我外出的時候，或者抄樂譜抄厭了的時候，我就在家裡編纂。這種安排對我太合適了，所以不論是在退隱廬，還是在蒙莫朗西，甚至後來在莫蒂埃，我一直是這樣做的。我是在莫蒂埃完成這項工作的，同時還做了別的一些工作，因為我始終覺得變換工作是一種真正解除疲勞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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