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旋門(26)_雷馬克

二六

　　她指點著走廊左邊的牆壁。那服務員已經把新的像片排列起來，放在房裡取下來的那些像片的對面。兩張是馬克思的，三張是列寧的，其中的一張，一半給紙貼掉了，一張是托洛茨基的，還有幾張是內格林和西班牙共和黨其他一些頭頭的黑白圖像，放在小一點的鏡框裡。跟那些放在右手對面牆邊的阿方索、普裡莫和佛朗哥的神氣活現的一排像片比較起來，就顯得不太引人注目，而且沒有一張有那麼燦爛輝煌的色彩、裝飾和紋章。這是一個奇怪的景象：兩排哲學思想截然相反的人像，在這個燈光慘淡的走廊裡，彼此默默地互相注視著，而夾在他們中間的是，那位有才能、有經驗、有她民族的諷刺機智的法國房東太太。

　　「那時候我把這些東西保存下來了，」她說，「當那些大人先生離開這兒時。這年頭啊，政府執政的日子都不長。你看我做得很對吧——現在，它們遲早都會有用的。做旅館生意的人，就是需要這點兒遠見。」

　　她吩咐著，照片應該掛在哪裡。她把托洛茨基的像片擱回去。對他，她還吃不准。拉維克仔細地看著那張有一半給紙貼掉的列寧像片。他把紙沿著列寧頭像的線條撕了開來——紙片底下露出了另外一個人的頭像，那是托洛茨基，正在向列寧微笑。很可能是一個斯大林的信徒，用紙把它貼起來的。「這兒，」拉維克說。「還有一個潛伏著的托洛茨基。那是從前友好、友愛的年頭留下來的。」

　　房東太太接過這張像片。「我們不妨把這一張扔掉。它已經完全沒有價值了。這一半永遠在侮蔑另一半。」她把像片遞給服務員。「把鏡框留著，阿道夫。那是上好的櫟木料子。」

　　「其餘的像片你怎麼處理呢？」拉維克問。「阿方索啊佛朗哥啊的像片？」

　　「放到地下室去。你怎麼也說不出有沒有那麼一天還要用到它們咧。」

　　「你這兒的地下室，一定很壯觀。一個當代人的博物院。那邊你還有別的像片嗎？」

　　「哦，當然囉；我們還有其他一些俄國人的——幾張列寧的比較簡單的像片，用硬紙板作框架，是最後放進去的，還有那些末代沙皇的像片。那都是死在這裡的俄國人留下來的。有一個在這兒自殺的人，還留下一幅了不起的油畫原作，配著厚重的金鏡框。此外，就是一些意大利人的像片。兩張加里波的^①，三張國王的，還有一張仿佛從破報紙上剪下來的墨索里尼像，那時候他還是蘇黎世的一個社會主義者。當然囉，這東西只有作為古董的價值了。誰也不會喜歡把它掛起來的。」

　　「你也有德國人的像片嗎？」

　　「還有幾張馬克思的；那些都是最普通的；一張拉薩爾^②，一張倍倍爾^③——還有一張是艾伯特^④、謝德曼^⑤、諾斯克^⑥和另外許多人的合影。那一張上，諾斯克被人用墨水塗掉了。那些先生告訴我，諾斯克已經變成了納粹。」

　　「是的。你可以把它跟那張社會主義者的墨索里尼掛在一起。你沒有德國對方那些人士的像片嗎？呃？」

　　「我們有！我們有一張興登堡，一張威廉皇帝，一張俾斯麥，還有」——房東太太微笑了起來——「甚至還有一張穿著雨衣的希特勒。搜集得還相當齊全呢。」

　　「什麼？」拉維克問。「希特勒嗎？你打哪兒弄來的？」

　　「從一個同性戀者那裡。他在1934年來到了這兒，那時，勒姆和其他一些人在那邊被殺死了。他很害怕，不斷地祈禱。後來，有一個有錢的阿根廷人把他給帶走了。他叫普慈。你要看看那張像片嗎？它就在地下室裡。」

　　「現在我不要。不要到地下室去看。當旅館裡所有的房間，全掛上同樣一張像片的時候，我才願意去看呢。」

　　房東太太向他狡猾地緊瞅了一會兒。「哦，原來如此，」她然後說。「你的意思是，當他們都作為難民逃到這兒來的時候。」

　　〔①加里波的（Gariboldi，Giuseppe，1807—1882），意大利愛國志士，將軍。〕
　　〔②拉薩爾（Lassalle，Ferdinand，1825—1864），德國社會主義者，哲學家。〕
　　〔③倍倍爾（Bebel，Ferdinand，August，1840—1913），德國社會主義者。〕
　　〔④艾伯特（Ebert，Friedrich，1871—1925），德國大革命後第一任大總統。〕
　　〔⑤謝德曼（Scheidmann，Philipp，1865—1939），德國政治家。〕
　　〔⑥諾斯克（Naske，Gustav，1868—1942），德國政治家、政論家。〕

　　鮑裡斯·莫羅佐夫穿著金緶的制服，站在沙赫拉紮德夜總會門前，替一輛出租汽車開了門。拉維克走下車來。莫羅佐夫微笑著。「我以為你不來了呢。」

　　「我倒是真不想來。」

　　「我硬要他來的，鮑裡斯。」凱特·赫格斯特龍跟莫羅佐夫擁抱了一下。「謝天謝地，我又回來和你們在一起了！」

　　「你有一顆俄國人的靈魂，凱特。天知道你為什麼出生在波士頓。來吧，拉維克。」莫羅佐夫把大門推開了。「一個人的志願總是很偉大的，可是實行起來便顯得懦弱了。這裡邊，有令我們煩惱的地方，也有吸引我們的地方。」

　　沙赫拉紮德裝修得像是一座高加索的帳篷。招待都是俄國人，穿著塞加西亞的紅制服。樂隊是由俄國和羅馬尼亞的吉卜賽人組成的。沿牆有一排平臺，客人們就坐在平臺前面的小桌子旁邊。桌面鋪著平板玻璃，燈光從底下照上來。這地方很暗，客人很擠。

　　「你喜歡喝一點什麼，凱特？」

　　「伏特加。而且要那些吉卜賽人演奏一番。我已經聽膩了行軍時演奏的那支《維也納森林》了。」她將雙腳從鞋子裡滑出來，擱到了平臺上。「現在我已不再疲倦啦，拉維克，」她說。「巴黎只來了幾小時，卻早已把我改變了。不過我仍然覺得好像剛從集中營裡逃出來似的。你能想像得出嗎？」

　　拉維克望著她。「差不離，」他答道。

　　塞加西亞人送來了一小瓶伏特加和兩個杯子。拉維克斟滿兩杯，把一杯遞給凱特·赫格斯特龍。她喝得很急，仿佛渴極了似的一下子就喝幹了，把空杯放回到桌上。然後她環顧四周。「一個被蟲蛀空的洞窟，」她說道，又微微一笑。「可是一到夜晚，它又成了一個避難和夢幻的巢穴了。」

　　她往後面靠下去。從桌面的玻璃板底下照耀上來的柔和的燈光，映照著她的臉。「為什麼，拉維克？一到晚上，樣樣東西都變得更加絢麗多彩了。好像什麼都難不倒我們，以為自己可以事事如意，而那些辦不到的事情，也可以在夢裡實現。為什麼？」

　　他微笑著。「我們都有自己的夢，要是沒有了夢，現實生活就會使人受不了。」

　　樂隊開始調音。一架小提琴拉出來的幾響空蕩蕩的五度和音和幾聲急奏，在屋子裡回蕩。「你看來倒不像是個拿夢來欺騙自己的人，」凱特·赫格斯特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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