贊娜·佩帕萊和彼得·帕普金命中註定的姻緣(3)_裡柯克

贊娜·佩帕萊和彼得·帕普金命中註定的姻緣(3)

　　帕普金知道自己不是英雄。當贊娜一如既往地把雙手握在一起，神采飛揚地談起十字軍騎士、各類戰士、消防隊員和一般意思上的各種英雄時，帕普金立即明白他該成為哪一類人了。但現在他還不屬其中任何一類，事實如此。假如瑪麗波莎爆發戰爭，或是法官府受到德國人侵略的話，他或許還有機會成為英雄。可依目前情況看，還是希望渺茫。

　　另外還有贊娜的父親，上天知道帕普金為取悅于他費了多少心思。無論佩帕萊法官提出什麼主張他都表示贊同，這可得在心智上有相當的柔韌性才成。今天他們抨擊婦女擁有選舉權，明天又主張婦女應該有選舉權。今天法官聲稱勞動運動正在侵蝕國家的生命中樞，可明天他又說只有勞苦大眾組織起來世界才有希望。帕普金的觀點就這樣跟著一變再變，就像萬花筒中的彩色玻璃片變幻莫測一樣。他獲准保持堅定不移看法的唯一的東西，是加拿大保守黨的純潔性和法官罷免書的可怕的邪惡性。

　　但即使有這一切討好之舉，法官對帕普金仍然不能仁厚以待。儘管瑪麗波莎的所有銀行職員一般都把佩帕萊法官的住宅視為他們自己的，但在贊娜把帕普金帶回家之前，法官從沒有主動邀請過他。而在帕普金走後，法官常常坐下來對他大肆嘲笑一番，氣得贊娜扔下《德肯色區的開拓者》，憤憤不平地離開遊廊進入臥室。然後法官會立即改變態度，重新點燃他那支玉米穗軸做的煙斗，面帶不折不扣的滿意的微笑，坐下來開始自享其樂。所有這一切之中還有某種很玄乎的東西，它是那麼叫人捉摸不透，足以證明帕普金先生的所有機會都是了無指望的。

　　證明希望渺茫的還不止這點哩。帕普金的年薪是八百元，而按匯兌銀行的規定年薪一千元以下的職員是不能結婚的。

　　我想你已注意到瑪麗波莎各銀行暴虐的資本主義壓迫了。這些銀行裡有不少成熟而有經驗的男職員，他們都在十九、二十和二十一歲之間，可婚姻對他們來說卻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們被迫靠瑪麗波莎飯店的餐券活命，為迎合一群資本家的古怪念頭而擠住在銀行的集體宿舍裡。

　　無論何時，帕普金只要一想到那兩百元的差距，就會明白社會不安到底是怎麼回事兒。事實上，他就是依據這一點來解釋所有的社會不滿的。俄國的無政府主義，德國的社會主義，勞工運動，亨利·喬治，洛伊德·喬治——對所有這一切，他只要一想到他那不足的兩百元錢就全理解了。

　　在這段時間裡，帕普金先生攻讀了《偉大革命家回憶錄》，他甚至想過用炸藥把亨利·穆林斯幹掉。聽我這麼一介紹，你馬上就會明白帕普金的心境了。

　　但所有這一切妨礙帕普金和贊娜結合的重重障礙竟沒有促使他自殺（噢，對了，他曾自殺過三次，往後我會一一道來），那是因為他早已明白：在他和贊娜之間永遠橫亙著另一種無情無義的現實，它使得他們的愛情註定是沒有指望的。

　　自從他和贊娜相識那一刻起，他就模糊地意識到了這一點。每一次他試圖向她介紹他的身世和他父親的情況，總是有某種東西梗住他的喉嚨，這時候他對橫亙於他們之間的東西也就認識得益發清楚了。而當他得知他父母要來瑪麗波莎看他時，他的心情突然變得異常沉重，仿佛大難就要臨頭了，因此他千方百計地阻止他們來瑪麗波莎。

　　為什麼呢？為什麼要阻止他們呢？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帕普金為他們感到羞恥，為他們感到無地自容。一想到他母親和父親會在瑪麗波莎露面，會被他的朋友們看見，還會去佩帕萊家登門拜訪，他就會羞愧得簡直要暈過去。

　　不，我並沒有說這樣做有什麼錯。它只不過表明了不同的命運——有錢和沒錢的差別在這個世界上意味著什麼。你也許夠幸運的，沒有機會體會為自己的父母的社會地位感到羞愧是何種滋味。你會覺得那沒多大關係，重要的是為人誠實和心地善良。但你若是這樣想的話，只說明你對命運不如你的人的某些痛苦情感還一無所知。

　　帕普金先生正好處在這種痛苦之中。他一想到他的父親和母親要在瑪麗波莎露面，他就會滿面通紅，羞愧得無地自容。

　　只需想像一下那種情景就夠他受的了！他可以想見他們從高級大轎車裡走出來的情景，是司機為他們開的車門。他父親要在瑪麗波莎飯店租一套房間——請想一想，一套房間呀！

　　一想到這些他就渾身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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